所謂國家主義，就是一種把我的祖國的蠢蛋們，同侮辱我的生活方

式的人，同褻瀆了我的語言的人聯繫在一起的愛。

卡爾‧克勞斯

中文世界裡的讀者， 大都讀過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湖濱散記》（Walden），認為梭羅是一個如同陶淵明那樣獨善其身的隱士。至多還知道梭羅是個環保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這兩個取向正是晚近以來十分時髦的、布爾喬亞（小資）味道十足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然而，卻極少有人知道梭羅還寫過鏗鏘有力的政論《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 Life without Principle），並因為拒絕納稅而被捕入獄。

 二○○三年，當我第一次訪問美國的時候，專程去位於波士頓郊外的瓦爾登湖「朝聖」，並進入梭羅當年居住過的那個簡陋的小木屋中體驗一番。湖邊迎風而立的梭羅銅像，呈現出他戰士的那一面—嚴峻的神情，蓬亂的鬍鬚，並沒有常人想像的那麼和藹可親。在其浪漫的表象之下，是嚴峻的性情和尖銳的批判，是怒髮衝冠的公民抗命。

梭羅為何將自己送進監獄？

梭羅與好朋友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等人，可以說是美國的第一代公共知識分子。與那些跟他們同時代、高高在上、貴族氣十足的歐洲知識分子不同，梭羅等人崛起

於「隴畝」之中，具有草根特質，與普通民眾水乳交融。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指出：「美國本身就是對不公正的舊秩序進行革命的產物。」美國的政府結構跟中央集權的歐陸國家迥然不同，美國是先有本地社群，繼而有地方自治，再有聯邦政府，難怪來自法國的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大為感歎，並寫下了《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這一經典巨著。

 與普通的美國人一樣，梭羅對於像霍布斯（ThomasHobbes）筆下「利維坦」（Leviathan，巨靈）一樣的政府和國家權力，始終心懷警惕。雖然有憲法和三權分立的體制保障，他們仍然擔憂政府的權力過大，大到危害公民權利的地步。梭羅認為：「美國政府從前取得的所有成就，皆賴於美國人民的性格；如若政府不曾時時作梗，取得的成就還會更大。因政府乃是權宜之計，人們可以由此欣然做到不相往來。」換言之，政府並不具備上帝般的權威，政府僅僅是一種「必要之惡」而已。

 當政府小心翼翼地行使民眾之授權的時候，民眾也就給予政府相應的尊重和支持；但是，即便是民選政府，亦有可能出現「脫軌」。當政府失去「懲惡揚善」的天職時，公民當何為？梭羅斷然指出：「當政府淪為暴政，或它效率極低、無法忍受，有權拒絕向其效忠，且有權對其反抗。」梭羅雖非虔誠的教徒，但這一決斷與清教徒傳統一脈相承。

在此一原則下，政府制訂和實施的各項法律，需要公民逐一思考、甄別。如果法律違背正義，那麼拒絕遵守法律就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這種極端狀況，不是每時每刻都會遇到，但當它發生的時候，公民不能逃避和屈從。梭羅指出：「培養對正義的尊重尚不可取，對法律的尊重又何足論？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乃是不論何時，都做我認為正當的事情。」

 是故，當政府透過徵稅來發動戰爭，並對外推廣奴隸制度的時候，梭羅便決定遵循良心的呼喚，拒絕納稅。他明明知道這一舉動的結果是觸犯法律，但他仍然主動將自己送進監獄—「在其監禁行為存在著不公正的政府下面，正義之人真得其所的地方便是監獄。」如果監獄是熱愛自由的人唯一的去處，他又何妨「以獄為家」？雖然只是一天的監禁生涯，卻足以讓梭羅倍加珍惜自由與人權，並更加勇敢和堅定地為之吶喊與戰鬥。

梭羅啟發了前仆後繼的公民抗命運動

梭羅是近代公民抗命運動的第一人。他的生命實踐啟迪了後世很多偉人，包括托爾斯泰、甘地、馬丁‧路德‧金恩和曼德拉；他的公民抗命思想更開啟了一個源遠流長的政治哲學傳統，成為此後兩百年公民運動中寶貴的精神資源。

 梭羅之於美國，猶如伯克之於英國、雨果之於法國、托爾斯泰之於俄國，他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塑造著美國歷史和美國精神。馬丁‧路德‧金恩在自傳中披露，他在一九四四年首次閱讀《公民不服從》，從而接觸到非暴力反抗的概念。金恩指出：「當時，美國政府發動對墨西哥的戰爭，試圖將奴隸制度的版圖擴至墨西哥。梭羅因反對這場不義之戰，拒絕繳稅而入獄。我由此知道了非暴力反抗的原理。他提倡不和惡勢力妥協的理念使我震撼不已，讓我一讀再讀。」此後，梭羅的思想與聖經同為源頭活水，滋養著金恩。

 公民抗命，不是消極忍耐，乃是積極踐行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乃是一種道德上的實現和倫理上的自足，正如金恩所言：「我開始相信，不向惡勢力妥協是一種道德責任，就和行善一樣。沒有人比梭羅更傳神、更熱誠地表現這個想法。籍由他的文字，見證他的為人，我們傳承了這一種具原創性的抗議方式。梭羅的教誨在公民運動中重燃，甚至比以前都還熱烈。梭羅倡導一個正直的人不應忍耐不義之事，而是要堅持對抗邪惡，無論場合地點，在全國各地的抗爭運動，其實都是梭羅理念的延續。」毫不誇張地說，在美國兩百多年來的歷次公民運動中，梭羅的影子都若隱若現。

 梭羅的影響力，不僅限於美國國內，而且逐漸拓展到全球。一九○六年，甘地在印度發起獨立運動時，讀到了梭羅的《湖濱散記》。甘地為反英國的殖民統治而入獄，在獄中又讀到梭羅的《公民不服從》，並深受啟發。甘地在一篇評論中讚美說：「梭羅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賢人。」甘地後來還說：「梭羅的理念對我影響很深，我採用了很多，而且向每一位爭取印度獨立的同胞推薦這本書。我甚至以《公民不服從》來為我們的運動命名。」

 只要專制和暴政存在一天，公民抗命就會前仆後繼、百折不撓。從曼德拉和圖圖大主教領導的南非人民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鬥爭，到推倒柏林圍牆的「蘇（聯）東（歐）波」；從席捲阿拉伯地區的茉莉花革命，到翁山蘇姬領導的緬甸民主運動……，儘管有壓迫、苦難甚至流血，但好消息接踵而至：面對鍥而不捨的公民抗命運動，一個個貌似固若金湯的獨裁政權最終轟然倒下。在阿根廷，有失去孩子的「中央廣場的母親們」；在中國，有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真相、正義與和解是她們的願景，而梭羅與這些如同壓傷的蘆葦的母親同行。

 如今，在兩岸三地，公民抗命運動方興未艾：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喚醒了沉睡多年的中產階級群體的公民意識；臺灣的反核、大埔、洪仲丘案、【太陽花學運】等，亦激發出沉寂已久的公民自發維權運動；而在中國，從「零八憲章」到「新公民運動」，儘管受到中共當局的殘酷打壓，劉曉波、許志永、王功權等知識分子領袖、法學家、企業家等先後入獄，但地火已在燃燒，春雷已在萌動，即便中共黨內再出現毛澤東式的冷血屠夫、獨裁暴君，亦不能讓十幾億人重新返回奴隸狀態。

那些「以服從為天職」的人，快醒來吧

梭羅倡導的公民抗命運動，不僅是鼓勵同道、啟發民眾，更是對政府官員、普通公務員乃至執法部門、強力部門的成員喊話與傳道。被馬克思主義視為「階級鎮壓工具」的軍隊和警察，通常是公民抗命運動的對立面。梭羅入獄的時候，看守對他彬彬有禮，將他介紹給同室獄友時特意說：「這是個一流的傢伙，聰明得很。」但梭羅在面對「那兩三尺厚的堅固石牆，那一尺厚的鐵皮木門，以及那扭曲了燈光的鐵柵」時，仍然感歎說：「我不禁震驚於如此待我的制度之愚蠢。」

 所以，梭羅在《公民不服從》一文中嚴厲批評那些聲稱「服從就是天職」，從而迴避良心判斷的士兵和警察。他指出：「對法律不適當的尊重，會自然導致一個普遍的結果，便是一整隊的士兵、校官、尉官、下士、二等兵、填彈手，雄赳赳氣昂昂，翻山越嶺，奔赴戰場，而有悖於他們的常識與良心。他們算得上什麼？算得上是人？還是會動的小堡壘、小彈藥庫，一班不講廉恥的掌權者做了奴才？」在這裡，他的筆鋒與《湖濱散記》中的飄逸與浪漫迥然不同，而是如匕首投槍般鋒利：「這一些聲稱為國效力的人，簡直就算不得人，而是帶了軀殼的機器。是他們組成了常備軍，組成了民兵、看守、警察、保安，以及諸如此類。他們多半沒法自由運用自己的判斷與道德感。︙︙他們的價值，不過抵得上一匹馬、一條狗。」

 這些人固然是領取俸祿的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但他們首先也是公民的一部分。他們的俸祿不是政府賞賜的，乃是來自於納稅人和公民社會。如果政府命令他們從事剝奪公民的財產、基本人權乃至生命的時候，他們理所當然應拒絕接受這樣的命令，乃至脫下制服、投入公民抗命運動之中。比如，東德的邊防軍士兵接到上級向逃亡者開槍的命令時，難道要無條件服從嗎？兩德統一之後，有一名開槍打死已被抓獲的逃亡者的士兵被判處六年監禁。其律師申辯說，哨兵開槍沒有錯，他遵從了當時的法律。法官則指出，人們不應當遵守邪惡的法律，尤其當它違背了普遍的人權原則。

 在這個意義上，公民抗命運動也是對掌權者和執法者的教育和啟蒙的過程。當所有公民

都像梭羅那樣生活的時候，這個世界就能恢復「弟兄和睦同居，何其美善」的狀態。為了達致這樣的狀態，值得我們為此而不懈努力。

本文出自《螢火蟲的反抗》，余杰  著，主流出版有限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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