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2-30 19:51:00尚未設定
德國之聲：王萬星夫人：我只要團圓！
王万星夫人：我只要团圆！
圖為：联邦总理府给王女士的函件
王万星于1992年6月3日单独前往天安门广场，然后，他被送入中国公安部门的精神病医院，关押至今。据说，克林顿、布什、施罗德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到北京都想见一下他的夫人而不得。今年初来到德国的王万星夫人王军鹰日前对德国之声记者叙述了有关经历。她说：我不反共产党，我只求家庭团圆。
“尊敬的王夫人：非常感谢您2003年11月18日致联邦总理盖尔哈尔德.施罗德的信。您在信里提请注意您的丈夫王万星的命运。联邦政府籍联邦总理访问之机，点名道姓地为若干被关押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您的丈夫。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愿望能够结出成果，您的丈夫能够很快重获自由。”
以上是联邦总理府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事务负责人哈勒尔先生2003年12月10日给王军鹰女士的来函（译文）。
以下是王军鹰女士对德国之声记者的叙述。
我是1949年10月1日生的，他出生于1949年10月10日。我俩是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黑龙江兵团。回城后，我进了北京师范学院，在办公室工作，我读了两个业大，后来评了个中级职称。我是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他在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办事处建筑仓库任保管员。他思维敏捷，读了很多书。92年4月，他辞了职，当上了个体户，为出版社销售图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的教材。但只当了一个月的个体户，就进去了。家里积压了几万本书，欠了好多钱。
六四的时候，他去了很多次天安门广场，还去了大学，劝学生。当时有人还认为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他给学生们写了信，意思大概是，希望同学们学习南朝鲜的学生，有礼有节，把天安门广场让出来，让戈尔巴乔夫过去，劝同学们要吃饭，年轻人不要把身体弄坏了。
柴玲到我们家来过，还有好些学生。他不让我问这些人的姓名。我只认识柴玲。关于他提的建议，柴玲说，我们学生班子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92年4月以后，一批人放了出来，包括王丹等。他们见面商量，那些学生说，6月4日那天，他们要带200多个人上天安门广场。我先生劝他们不要去。他说，这个方法不好。弄得不好，走露了消息，还没达到什么，人就被捕了。但这些学生怎么也劝不住。
他见这些学生劝不住。就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6月3日，他从一张信纸上撕下一条，写上：“照顾孩子。好好把孩子看好。”那时，我们的女儿才10岁。把这个纸条放在我床头，他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他身上带了一盘磁带，一封写给邓小平的24页万言长信，还有一个条幅。他在给邓小平的信里写着，六四的事情，中央和学生都有责任。他提了四、五条建议，提出要重新评价六四，给死去的年轻人的家长一定的补偿，允许海外的流亡学生回国，等等。
六四前，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听说他到了那里，刚展开条幅，一大群警察就围了上来。跟来的美国和日本的两位记者也被一起带走了，他们的照相机当场被拿走，胶卷扯出来曝了光。那位美国记者被打残了，从此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留下了一个纸条，就再也没有回来。我问孩子，孩子说，她也不知道，也许爸爸到外地出差去了。
几天后，警察通知我去朝阳区看守所。在那里，他们问了我婚后的详细情况。最后，一位警察说：我们觉得您先生有精神病。请您在这张纸上签个字。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以前苏联的事情。我在那张纸上写上：我先生没有犯过精神病。然后签上了字。他们急了，跟我吵了起来。他们说：“我们通过最先进的仪器检查，您的爱人是有精神病的。”我问他们，用的是什么先进仪器？他们答不上来。然后说，他们给他做了一些题，确定他有精神病。我不想吵下去。我说：我该走了。站起身就走了出去。
接下来，我到了他们分局，找他们的有关负责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跟我说：89年到现在都3年了，没有一个人去天安门，只有他一个人去了，还打了横幅，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后来又说：其实他的行为是反革命行为。但我们给他定为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是受保护的，否则就要判刑。您是共产党员，您得跟我们配合。他们对我说，我先生个把月就能出医院。
那时，我们的女儿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她说爸爸出差了。有一次，王丹他们到我家来谈事。我女儿在房间里做功课，她有心开了一条门缝。结果听到了我们说的话，她嚎啕大哭。王丹他们就安慰她，骗她说，那说的不是你爸，是另外一个朋友。
我女儿才那么点大，可我根本顾不了她。学校要上班，还要值班。先生的事我要到处奔走。后来我在学校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每次去上班要打卡。那么多人都不打卡，就我一个人打卡。我怎么受得了。我就申请了提前退休。有时在外面找事情，打点工。但在哪里都打不久。走到哪儿都有人跟踪我，也许他们也总去跟我打工的单位说，我是什么人。然后，人家就不敢要我了。我楼下老有人看着，24小时值班。节假日，朋友来找我都不让进。
每次国外重要领导人来了，比如克林顿，或者后来的布什，他们就把我安排到郊区去，怕这些外国领导人找到我。有时去四季青公社钓鱼，有时去周口店看化石展。小警察对我说：希望你配合我们，也算给我们一口饭吃吧。外国记者经常打电话来要采访我，有时也当面采访。克林顿、布什他们的随行人员也给我打过电话，我听不懂。后来也由会汉语的给我打过电话。
我先生被关在房山县的安康医院。这是公安部门办的一个精神病院，在周口店还往下走的地方，很远。我先生神经很坚强，那么多年跟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好几个人一个房间，他脑子仍然很清楚。他很关心外边的事，也知道你们德国之声。
1999年，中国50年大庆时，放我先生出来一段时间。分局、派出所、医院分别列出几条，要我们签字保证。加起来一共给我们规定了34条，其中包括要笔头汇报，不能跟人接触。大庆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医院。
2002年，4月份的时候，市局找我，说想让我爱人出来，让我们提条件。我先生提了三条：1，去美国；2，出去后要有人身自由；3， 给他母亲寄一点钱。我补充了一条：要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我们一定补偿。我把我们的条件交给派出所，让派出所上交。一个月没人理我。
后来市局下来俩人。他们对我说：您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容易。我们想放您爱人出来，但是您要写保证书。想起50年大庆的事，我一肚子的火。我说：我们不会做出格的事，但是保证书不能写。入院都10年了，连个诊断书都没有给我。如果说是判刑吧，也没有审判书。这到底算是什么？我不反共产党，但你们欺骗了我们10年，什么手续都没有就关了10年，还要让我们保证这个保证那个？我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去天安门游行，我要发表文章。后来，2002年8月4日，我写了“为良心犯丈夫王万星呐喊”，发表在网上。
两年前，我们的女儿高中毕业，就到德国读书。去年，我申请到德国探亲。一本护照，折腾了半天都办不下来。我跟我原单位的人说，现在办护照那么容易，为什么我的护照就是办不下来。他们跟我说：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克林顿和布什要见的人。
今年2月，我来到了德国。我本来就是来探亲的，完了要回中国。我不接受任何采访。可是有的记者（据说是法轮功的）偷偷地给我录了相，还发表了文章。后来他们听说我要回国去，急了，跟我说，已经发表了您的录相和文章，您不能回去了。这可是把我给坑了。我能够理解，他们就是想挣钱。我跟他们急又有什么用？
我不得不在这里待下来。我和女儿都给政府的有关部门写了信，也收到了一些回信。施罗德总理和劳总统到中国去之前都找过我，施罗德总理把我的信带给了中国政府。我在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上看到过我先生的名字，我也听说，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在大会上还对中国代表团说：如果你们不放王万星出来，我们就不承认你们中国有真正的精神病院。
一些同情我们的人给我们汇了款。我都放在银行不动。这钱是给我丈夫的，我们欠了人家很多钱，我不能动。德国政府给我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住房（据说是7平方米），很小，但能住就行了，还每个月给我一点钱（据说是200欧元）。
我不反中国共产党，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始终没有被开除，因为我不反他们。我不喜欢政治，我先生做了些什么我从头到尾都不清楚，我没研究过他的观点。我只希望共产党有一定的姿态。到现在已经12年了。那时我女儿小学5年级，孩子多痛苦，没父爱，也没母爱。我要为家庭的生活奔波，要为我先生奔波，还要管四位老人，顾不了孩子。共产党怎么样，我不管它。当然我希望中国应该有民主的阳光。我希望中国的建设有更大的发展，中国人确实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失业的人有工作，大家有饭吃。我是爱国的，希望中国好。
我只想说（微泣即止）：给我先生自由，让我们一家团聚。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平心记录整理）
圖為：联邦总理府给王女士的函件
王万星于1992年6月3日单独前往天安门广场，然后，他被送入中国公安部门的精神病医院，关押至今。据说，克林顿、布什、施罗德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到北京都想见一下他的夫人而不得。今年初来到德国的王万星夫人王军鹰日前对德国之声记者叙述了有关经历。她说：我不反共产党，我只求家庭团圆。
“尊敬的王夫人：非常感谢您2003年11月18日致联邦总理盖尔哈尔德.施罗德的信。您在信里提请注意您的丈夫王万星的命运。联邦政府籍联邦总理访问之机，点名道姓地为若干被关押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您的丈夫。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愿望能够结出成果，您的丈夫能够很快重获自由。”
以上是联邦总理府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事务负责人哈勒尔先生2003年12月10日给王军鹰女士的来函（译文）。
以下是王军鹰女士对德国之声记者的叙述。
我是1949年10月1日生的，他出生于1949年10月10日。我俩是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黑龙江兵团。回城后，我进了北京师范学院，在办公室工作，我读了两个业大，后来评了个中级职称。我是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他在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办事处建筑仓库任保管员。他思维敏捷，读了很多书。92年4月，他辞了职，当上了个体户，为出版社销售图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的教材。但只当了一个月的个体户，就进去了。家里积压了几万本书，欠了好多钱。
六四的时候，他去了很多次天安门广场，还去了大学，劝学生。当时有人还认为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他给学生们写了信，意思大概是，希望同学们学习南朝鲜的学生，有礼有节，把天安门广场让出来，让戈尔巴乔夫过去，劝同学们要吃饭，年轻人不要把身体弄坏了。
柴玲到我们家来过，还有好些学生。他不让我问这些人的姓名。我只认识柴玲。关于他提的建议，柴玲说，我们学生班子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92年4月以后，一批人放了出来，包括王丹等。他们见面商量，那些学生说，6月4日那天，他们要带200多个人上天安门广场。我先生劝他们不要去。他说，这个方法不好。弄得不好，走露了消息，还没达到什么，人就被捕了。但这些学生怎么也劝不住。
他见这些学生劝不住。就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6月3日，他从一张信纸上撕下一条，写上：“照顾孩子。好好把孩子看好。”那时，我们的女儿才10岁。把这个纸条放在我床头，他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他身上带了一盘磁带，一封写给邓小平的24页万言长信，还有一个条幅。他在给邓小平的信里写着，六四的事情，中央和学生都有责任。他提了四、五条建议，提出要重新评价六四，给死去的年轻人的家长一定的补偿，允许海外的流亡学生回国，等等。
六四前，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听说他到了那里，刚展开条幅，一大群警察就围了上来。跟来的美国和日本的两位记者也被一起带走了，他们的照相机当场被拿走，胶卷扯出来曝了光。那位美国记者被打残了，从此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留下了一个纸条，就再也没有回来。我问孩子，孩子说，她也不知道，也许爸爸到外地出差去了。
几天后，警察通知我去朝阳区看守所。在那里，他们问了我婚后的详细情况。最后，一位警察说：我们觉得您先生有精神病。请您在这张纸上签个字。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以前苏联的事情。我在那张纸上写上：我先生没有犯过精神病。然后签上了字。他们急了，跟我吵了起来。他们说：“我们通过最先进的仪器检查，您的爱人是有精神病的。”我问他们，用的是什么先进仪器？他们答不上来。然后说，他们给他做了一些题，确定他有精神病。我不想吵下去。我说：我该走了。站起身就走了出去。
接下来，我到了他们分局，找他们的有关负责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跟我说：89年到现在都3年了，没有一个人去天安门，只有他一个人去了，还打了横幅，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后来又说：其实他的行为是反革命行为。但我们给他定为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是受保护的，否则就要判刑。您是共产党员，您得跟我们配合。他们对我说，我先生个把月就能出医院。
那时，我们的女儿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她说爸爸出差了。有一次，王丹他们到我家来谈事。我女儿在房间里做功课，她有心开了一条门缝。结果听到了我们说的话，她嚎啕大哭。王丹他们就安慰她，骗她说，那说的不是你爸，是另外一个朋友。
我女儿才那么点大，可我根本顾不了她。学校要上班，还要值班。先生的事我要到处奔走。后来我在学校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每次去上班要打卡。那么多人都不打卡，就我一个人打卡。我怎么受得了。我就申请了提前退休。有时在外面找事情，打点工。但在哪里都打不久。走到哪儿都有人跟踪我，也许他们也总去跟我打工的单位说，我是什么人。然后，人家就不敢要我了。我楼下老有人看着，24小时值班。节假日，朋友来找我都不让进。
每次国外重要领导人来了，比如克林顿，或者后来的布什，他们就把我安排到郊区去，怕这些外国领导人找到我。有时去四季青公社钓鱼，有时去周口店看化石展。小警察对我说：希望你配合我们，也算给我们一口饭吃吧。外国记者经常打电话来要采访我，有时也当面采访。克林顿、布什他们的随行人员也给我打过电话，我听不懂。后来也由会汉语的给我打过电话。
我先生被关在房山县的安康医院。这是公安部门办的一个精神病院，在周口店还往下走的地方，很远。我先生神经很坚强，那么多年跟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好几个人一个房间，他脑子仍然很清楚。他很关心外边的事，也知道你们德国之声。
1999年，中国50年大庆时，放我先生出来一段时间。分局、派出所、医院分别列出几条，要我们签字保证。加起来一共给我们规定了34条，其中包括要笔头汇报，不能跟人接触。大庆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医院。
2002年，4月份的时候，市局找我，说想让我爱人出来，让我们提条件。我先生提了三条：1，去美国；2，出去后要有人身自由；3， 给他母亲寄一点钱。我补充了一条：要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我们一定补偿。我把我们的条件交给派出所，让派出所上交。一个月没人理我。
后来市局下来俩人。他们对我说：您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容易。我们想放您爱人出来，但是您要写保证书。想起50年大庆的事，我一肚子的火。我说：我们不会做出格的事，但是保证书不能写。入院都10年了，连个诊断书都没有给我。如果说是判刑吧，也没有审判书。这到底算是什么？我不反共产党，但你们欺骗了我们10年，什么手续都没有就关了10年，还要让我们保证这个保证那个？我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去天安门游行，我要发表文章。后来，2002年8月4日，我写了“为良心犯丈夫王万星呐喊”，发表在网上。
两年前，我们的女儿高中毕业，就到德国读书。去年，我申请到德国探亲。一本护照，折腾了半天都办不下来。我跟我原单位的人说，现在办护照那么容易，为什么我的护照就是办不下来。他们跟我说：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克林顿和布什要见的人。
今年2月，我来到了德国。我本来就是来探亲的，完了要回中国。我不接受任何采访。可是有的记者（据说是法轮功的）偷偷地给我录了相，还发表了文章。后来他们听说我要回国去，急了，跟我说，已经发表了您的录相和文章，您不能回去了。这可是把我给坑了。我能够理解，他们就是想挣钱。我跟他们急又有什么用？
我不得不在这里待下来。我和女儿都给政府的有关部门写了信，也收到了一些回信。施罗德总理和劳总统到中国去之前都找过我，施罗德总理把我的信带给了中国政府。我在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上看到过我先生的名字，我也听说，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在大会上还对中国代表团说：如果你们不放王万星出来，我们就不承认你们中国有真正的精神病院。
一些同情我们的人给我们汇了款。我都放在银行不动。这钱是给我丈夫的，我们欠了人家很多钱，我不能动。德国政府给我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住房（据说是7平方米），很小，但能住就行了，还每个月给我一点钱（据说是200欧元）。
我不反中国共产党，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始终没有被开除，因为我不反他们。我不喜欢政治，我先生做了些什么我从头到尾都不清楚，我没研究过他的观点。我只希望共产党有一定的姿态。到现在已经12年了。那时我女儿小学5年级，孩子多痛苦，没父爱，也没母爱。我要为家庭的生活奔波，要为我先生奔波，还要管四位老人，顾不了孩子。共产党怎么样，我不管它。当然我希望中国应该有民主的阳光。我希望中国的建设有更大的发展，中国人确实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失业的人有工作，大家有饭吃。我是爱国的，希望中国好。
我只想说（微泣即止）：给我先生自由，让我们一家团聚。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平心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