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1 17:24:25雪子
找回自己
去年六月一段時間，我回日本家鄉，6月17號《朝日新聞》的一則報導很吸引我。
那則報導介紹大阪大學校長又是有名的哲學家鷲田清一舉辦的哲學咖啡。鷲田清一認為，哲學不應該只屬於研究者和學生，應該要推廣一般市民才對，於是他舉辦哲學咖啡，邀請一般民眾參與討論。
我看了那則報導很驚喜，覺得他說的內容與社區大學、我開的路上觀察學課程的精神有共同性。
自從我在台南市社區大學開路上觀察學課程後，有些台灣朋友會問，妳的學生有沒有結婚？是從事什麼樣的行業（＝有沒有很高級的人啊）？等等，我每次回答對方說，我不會問學員從事什麼行業、是否結婚、有沒有小孩、是否異性戀、哪一間學校畢業、一個月賺多少錢之類的個人問題，除非學員在上台報告時主動提到，我才知道學員的隱私。
有位朋友對我說，老師不問這些問題，學員會覺得老師不怎麼關心他們！
於是我上學期問同學他們的感受，有位同學說她才不會覺得如此，有位同學說，來社大上課，認識的人都沒有厲害關係，這樣很棒（大概如此）。
我也覺得，難得暫時脫離家族、職場同儕或同學之間就會有的束縛、利害關係來到社大，為什麼老師還要提到這些！？不管是否土生土長的台南人或外國人，也不管是否異性戀、已婚未婚、年紀多大、職場裡的地位多高，我們只要來到社大，上我的課程時，都是平等的個人，輕鬆的、開開心心的好好做自己就好。
我好喜歡好好做自己的感覺，現在似乎只有回到社大上課時找回自己，不過如果有人太習慣當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媽媽或某某公司的某個地位，不需要提自己身份這個原則或許讓她／他沒有安全感。
在台灣有了家族後常常看到跟人家聊天時不管對方是誰，一定要提到小孩或先生是從事什麼行業、念什麼學校的太太，或一定要提到自己認識某某的人，我可以了解像台灣很多問題不能靠制度、都要靠關係解決的社會裡，主動提到自己跟擁有某種資源的人有關係，是非常重要，但可以了解和是否喜歡是兩回事啦，我到目前為止還不是很習慣，正在調整中。
雖然我知道在台灣靠關係的重要性，不過我還是覺得來到社大，大家可以挑戰平常的習慣，試著只代表自己，用自己的語言，發表用自己身體感受到的事情。
所以，鷲田清一的實踐鼓勵我，原來在日本也有想法跟我一樣的人，而且就是我滿喜歡的現象學家。他在該報導中指出：
「･･････哲学を大学の研究室から解放し、さまざまな場所で、一般の方々に身近なテーマをめぐって日常の言葉で対話していただく試みです。始めるにあたって、まず三つの約束事を作った。一つはお互い名前しか明かさない。二つ目は他人の言葉を引用はしない。三つ目は他のメンバーの話は最後まで聞く。これだけでぜんぜん違うんです。演説をぶつ人もウンチクをたれる人もなく、純粋に論理にのっとった話し合いができる。」
譯文：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將哲學從大學研究室解放，在各種地方，邀請一般民眾針對貼近生活的主題使用日常用的語言對話。要開始這個活動前，我定了三個規定。第一：只能公開姓名；第二：不要引用別人的話；第三：要聽完別人的話。只要遵守這三個規定，氣氛就完全不一樣了。沒有人要演說，也沒有人一直炫耀自己的專業知識，能夠純粹依照論理進行對話。
「･･････だから結論が見つからなくて一向に構わない。むしろますます分からなくなったくらいの方がいいんです。元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いうのは話せば話すほどおのおのの違いがより細かく見えてくるところに意義があるんですね。だから読書会ではお互いの共通点ではなく、違いを見つけて下さい。そうすることで、「オール・オア・ナッシング」の世界から抜けられる。人間、違いが見えると楽になるんです。」
譯文：所以，找不到結論也一點都沒有關係。反而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做出結論比較好。原來，互動就是說話越多，越會發現彼此之間的細微的差異，這才是互動的意義。因此，我在讀書會請各位不要找彼此的共同點，要尋找彼此的差異。這麼做可以脫離all or nothing 的世界。找到彼此的差異，能使我們放輕鬆（獲救）。
我現在回頭想，在日本生活時總覺得快要窒息，原因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在社會主流價值觀允許的範圍內跟別人不一樣（很有個性），而且我們要展現出自己的風格，必須要將消費當作唯一的手段。當時我相信，我必須要跟自己經濟能力、學歷或興趣相當的人才可以往來，但這樣的想法本身使我窒息。在像過去的我這種人佔多數的社會中，我認為像鷲田清一的實踐非常重要。透過對話找出彼此的差異。我在台灣會有被解放的感覺，是因為自己和周遭人的差異很大的關係。跟自己很不一樣的人往來有時候造成壓力，也會讓我感到疲憊，偶爾會爆炸。但從一開始不怎麼期待人家跟我一樣，這確實讓我放輕鬆、獲救。所以，平常不會想只是因為對方是日本人而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