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在國家兩廳院工作了一段時間，歷經了許多全然不同於創作的行政事務，未曾想像過的人際與心境風貌就這麼成為了我的2017。這也是這幾年來，我第一個沒有教作文課的暑假。創作坊的韻律偶爾在回覆一封封電子郵件間突然跳動，直至八月初，終於忍不住撥了通電話詢問老師是否有空一起吃頓飯。老師沒多問，只留了訊息：就再從創作坊出發吧！目的地 一樣是四個月前一起用餐的「素色原味蔬食餐廳」。

生活想來也就是由某幾件事組成，但在反覆經歷時，因為當下生活的境遇作為濾鏡，而有不同的細節被放大了。同樣的成員在同樣的時間集合 ，在差不多同樣的天色步行過河堤，讓慢跑的居民同樣穿越了我們，到了餐廳，我們連坐的位子也是一樣的，閱讀相同的菜單，點一樣餐，只是，我談論的事已和四月時大不相同。那時談的是希望，現在談的是現實。老師笑說，我可不再只是備受照顧的「小孩」了，也得要成為照顧人的「大人」。是啊，不能任性地轉頭不顧，硬著頭皮讓現實磨合過往習慣，以致常常抖落了一身扎到自己的小碎屑。

用餐中途，突然在窗外看見了久未碰面的淑委阿姨。阿姨是老師的好友，是創作坊學生的家長，也是我伴奏學生的家長。她和小女兒瑺憓正在尋找餐廳，無意間自陌生的窗景看見幾張熟悉的臉，便立即推門走入。

和淑委阿姨相熟是因為音樂。1999年，她的大女兒宜澧小學二年紀準備考音樂班，找了當時國中剛畢業的我擔任伴奏。雖然從國一開始，我便習慣幫同學、學長姊於考試或演出伴奏，但作為「伴奏老師」還是第一次。感謝她的信任，那次合作如一片森林的第一棵樹，深具意義。

當然，當時欣喜、焦慮參半的初體驗，逐漸沉默在後來各種各樣的演出中，和宜澧和淑委阿姨的相處也被收藏為年少的切片。後來陸續聽到這位「學生」的消息，知道她唸了很好的大學、很好的科系，有可以投注心力的國標興趣，畢業後在前景看好的外商工作，近年還遇見了優秀的另一半。過往的記憶像一幅將屆完成的畫，隨著間歇訊息加入，畫中的某些內容就被凸顯得更深，比如她始終有自信的笑臉，或是她著高跟鞋拉奏提琴的姿態。

許多事情並沒有在偶然遇見淑委阿姨時想起，但當她不經意提到我曾送給宜澧一幅紙雕，我才發現它們未曾離開。升高中前，我的確刻了許多幅紙雕送給指導過我的術科老師，但關於送給宜澧這件事實在完全沒有印象，於是淑委阿姨開始描述，那是一幅小女孩背對著觀者彈琴的模樣，兩條辮子還是宜澧幼年的造型，當這些回憶被喚回，我便想起當時製作紙雕的種種心情。

這類紙雕作品的英文叫paper tole，中文即紙浮雕，但tole的原意為金屬薄片，因此其中對於「層次」的講究是作品的關鍵。雕刻者會先拿到數張相同的圖片，然後一步一步從畫面最深處開始切割；牆壁是不用割起的，但最靠近牆壁的，如鋼琴琴身或是如牆的書櫃便會大塊大塊地被裁切下來，接著再從另一張刻下其他較靠近觀者的器物，並將它們以熱融膠黏貼在遠處組件之上，最終形成一層一層浮凸於畫的成品。整件事最困難的，其實不是切割的技術，而是雕者要判斷何處是你現在選擇要刻下的，然後前後完成至少四到五個層次。最終還有一個步驟我特別喜歡，就是我們要把最上層、最凸出的組件，用一些小工具將其紋路與質感表現出來，而因為曲折，紙雕在光線照射下，將有更細微的明暗變化。

那時教我雕刻的老師最常和我說：現在先刻這裡，等一下再刻那裡，我常想像在她心中，時間就是由一層層的紙雕組件構成。刻了大約五、六幅後，我也開始自行判斷，一次次嘗試將新的組件放在前一層次的組件上。隨著熟悉，漸漸會發現，在紙雕裡，製作者想凸顯的層次從來沒有絕對，一旦是被選擇疊到最上層的組件，便是心中最在意的地方，完全不亞於對畫作本身喜愛的程度。如果願意，製作者甚至可以無限的將自己的心意疊加在既有的作品上。

我已經太久沒有見到當年的這些紙雕了，除了家中保留了一幅，每回都只有在拜訪過去的老師時，才會在他們的琴房中看見這些作品。當晚，淑委阿姨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特別在用餐後，騎車回家把真正的作品帶到了我們面前。

見著這多時未見的禮物，我完全不記得當時下刀的瞬間是自哪塊地方開始，但聽著淑委阿姨提起二十多年前的機緣，敘述如昨日才發生般細緻，不免重新再塑造了自己心中對這段記憶的面貌，彷彿又為記憶之畫多疊上了一個層次。

我知道此後，幫宜澧伴奏、高分錄取的故事將成為畫面底層，而淑委阿姨的多情與珍重，將被我好好地放置在這片記憶最近身處，使我看見記憶的光澤能有多迷人、多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