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02 17:33:10JAMES工作室
中国人，靠什么容忍贫富差距？
中国人，靠什么容忍贫富差距？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一种公正、开放、透明的竞争体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清除腐败，比单纯地减小贫富差别更为重要。只有有了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中国社会才会接受和尊重富人，中国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水平的竞争
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加之他们能够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因而可以长期保持对自己社会的信心。
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严格的法律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老板不敢轻易雇人，生怕日后甩不掉。结果，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要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美国人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管制来降低失业率，维持着比仁慈的欧洲更为良好的就业状况。
控制与容忍应该并行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不断拉大，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毫无疑问，贫富悬殊将损坏社会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看看当今动荡不堪的南美洲，我们就可以发现：贫富分化大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动荡。
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不少有识之士居安思危，提出要大力减小贫富分化，增加社会的“抗震”能力，乃是深有远见之论。
但问题有它的另一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贫富差距的拉大恐怕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地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能力。只有两头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的动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面临与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竞争。要使中国在一些尖端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中国在这些领域中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必须是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否则难以留住人才。
未来世界高层次的人员流动几乎是无国界的。如果中国不能容忍自己的部分国民享受国际上的同行们的生活水平，这些人就会跑到发达国家去为他人创造财富。要知道，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在美国也遥遥领先于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和中国老百姓相比反差就更大。
最近清华商学院以百万元的年薪雇用一批华裔的美国教授在假期来讲课。他们假期的外快就是一个中国中产者年收入的几十倍！如果要讲平等就请不到人。而在有些领域，非这些人回来讲学不可。
中国人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很出风头，但一流的人才大部分还是不回来。中国如果不能用有竞争力的年薪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挖回来，在高科技的发展中走的弯路就更多，付的代价就更大。
所以，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有一部分国民的财富，却可以与最发达国家的富人平起平坐。两者的差距，恐怕远超过美国。
欧美对待贫富差距的不同态度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仅要向那些能够均贫富的高福利国家(如欧洲和日本)学习，还必须研究美国这样能够容忍巨大贫富差距的国家的经验。
一般而言，美国公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力远远超出其他的发达国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Kennedy)曾讲到，在上世纪
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萧条时代的纽约，每周末大批劳工被送到体育场去看橄榄球，等比赛结束后，便有人出来对刚过完瘾的观众讲：“对不起，从现在起，大家全被解雇。”
试想，一个体育场能容纳数万人之众，而当时的美国家庭里只有丈夫外出工作。每周有这样的球赛，意味着每周有几万家庭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然而，当时却很少有暴乱，美国的穷人温顺得出奇。
战后也同样如此。1974年，20%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个人收入总和的43.1%，而最穷的20%的家庭只占4.4%。到1999年，这两个数字拉大到49%和3.6%。但是，伦敦经济学院对同期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发现：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从 1975年到1994年，32%的美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56%觉得“幸福”，只有12%觉得“不太幸福”。而1975年至1992年间，只有
26%的欧洲人称自己“非常幸福”，54%“幸福”，而觉得“不太幸福”的人竟有20%之众！
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虽然富裕，却总让人感到没精打采。
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第一，意识形态的功能。美国人相信美国给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现成的果实，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没有人在这个社会有资格坐享其成。美国建国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欧。但她的诱人之处，在于她为移民提供的发展机会。因此，美国从建国以来就致力于建设一个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的社会。政府的功能，在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让个人在这一“游戏规则”中竞争，自己承担竞争的后果。
前述肯尼迪教授的父亲是大萧条时失业大军的一员。当长大成人的儿子问他当年苦难的经验时，老父竟不愿启齿。在他看来，美国提供机会，个人提供成功。你在美国成不了功，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大萧条时被解雇的劳工非常温顺，觉得自己应为自己负责。美国的这套意识形态无疑为其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培养了美国人对富人的信任。
第二，美国人之所以能保持他们对自己社会的这种信念，一大原因是他们能够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美国人觉得自己选举了总统和议员去制定这一“游戏规则”，所以当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时，就不应抱怨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公。
第三，美国的富人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中获胜后，自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而他们也将一些财富捐回社会。因此，美国的慈善事业不仅资金雄厚，而且经营十分理性化。
机会均等更重要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所缺乏的。如果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而认为“关系”提供机会，腐败创造成功的话，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引发一场社会危机，劫富济贫就会被社会广泛接受。
因此，从富人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同样重要。没有社会公正，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也很难让社会接受。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对所有人开放的游戏规则，使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会得到公正的回报。
同时，中国的老百姓，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制定这些约束他们的游戏规则，提高这些游戏规则的正当性、合法性，使人们即使在失败时，也能接受在这些游戏规则中产生的结果。
中国人口众多，并不太适于建设一个高福利的国家。13亿人，每人如果增加一点福利，就会给中央政府制造巨大的财政负担。在这么一个大国中，中央政府难以充分全面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如果承担的义务过多，大量的政府收入就会浪费在庞大的各级机构之中。因此，政府应该把职能放在制定和维系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上来。
欧洲民智甚高，但其高福利国家，造就了高高在上的官僚，大大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欧洲经济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好转，失业率在下降，但总的来说，其失业率一直高于美国。
在美国，老板想解雇人就解雇人，甚至许多人在盈利的企业也被炒了鱿鱼，原来那种只要企业盈利就不解雇员工的不成文的道德信条早已无影无踪；欧洲则有严格的法律，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老板不敢轻易雇人，生怕日后甩不掉，而美国老板决定雇人却十分轻松。
结果，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要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美国人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管制来降低失业率，维持着比仁慈的欧洲更为良好的就业状况。
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一种公正、开放、透明的竞争体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清除腐败，比单纯地减小贫富差别更为重要。只有有了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中国社会才会接受和尊重富人，中国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水平的竞争。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一种公正、开放、透明的竞争体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清除腐败，比单纯地减小贫富差别更为重要。只有有了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中国社会才会接受和尊重富人，中国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水平的竞争
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加之他们能够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因而可以长期保持对自己社会的信心。
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严格的法律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老板不敢轻易雇人，生怕日后甩不掉。结果，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要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美国人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管制来降低失业率，维持着比仁慈的欧洲更为良好的就业状况。
控制与容忍应该并行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不断拉大，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毫无疑问，贫富悬殊将损坏社会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看看当今动荡不堪的南美洲，我们就可以发现：贫富分化大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动荡。
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不少有识之士居安思危，提出要大力减小贫富分化，增加社会的“抗震”能力，乃是深有远见之论。
但问题有它的另一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贫富差距的拉大恐怕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地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能力。只有两头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的动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面临与世界最先进国家的竞争。要使中国在一些尖端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中国在这些领域中的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必须是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否则难以留住人才。
未来世界高层次的人员流动几乎是无国界的。如果中国不能容忍自己的部分国民享受国际上的同行们的生活水平，这些人就会跑到发达国家去为他人创造财富。要知道，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在美国也遥遥领先于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和中国老百姓相比反差就更大。
最近清华商学院以百万元的年薪雇用一批华裔的美国教授在假期来讲课。他们假期的外快就是一个中国中产者年收入的几十倍！如果要讲平等就请不到人。而在有些领域，非这些人回来讲学不可。
中国人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很出风头，但一流的人才大部分还是不回来。中国如果不能用有竞争力的年薪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挖回来，在高科技的发展中走的弯路就更多，付的代价就更大。
所以，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有一部分国民的财富，却可以与最发达国家的富人平起平坐。两者的差距，恐怕远超过美国。
欧美对待贫富差距的不同态度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仅要向那些能够均贫富的高福利国家(如欧洲和日本)学习，还必须研究美国这样能够容忍巨大贫富差距的国家的经验。
一般而言，美国公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力远远超出其他的发达国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Kennedy)曾讲到，在上世纪
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萧条时代的纽约，每周末大批劳工被送到体育场去看橄榄球，等比赛结束后，便有人出来对刚过完瘾的观众讲：“对不起，从现在起，大家全被解雇。”
试想，一个体育场能容纳数万人之众，而当时的美国家庭里只有丈夫外出工作。每周有这样的球赛，意味着每周有几万家庭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然而，当时却很少有暴乱，美国的穷人温顺得出奇。
战后也同样如此。1974年，20%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个人收入总和的43.1%，而最穷的20%的家庭只占4.4%。到1999年，这两个数字拉大到49%和3.6%。但是，伦敦经济学院对同期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发现：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从 1975年到1994年，32%的美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56%觉得“幸福”，只有12%觉得“不太幸福”。而1975年至1992年间，只有
26%的欧洲人称自己“非常幸福”，54%“幸福”，而觉得“不太幸福”的人竟有20%之众！
若说贫富差距，欧洲比美国小，社会福利也是欧洲比美国好。但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上爬”，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欧洲社会过于凝固，虽然富裕，却总让人感到没精打采。
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第一，意识形态的功能。美国人相信美国给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现成的果实，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没有人在这个社会有资格坐享其成。美国建国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欧。但她的诱人之处，在于她为移民提供的发展机会。因此，美国从建国以来就致力于建设一个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的社会。政府的功能，在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让个人在这一“游戏规则”中竞争，自己承担竞争的后果。
前述肯尼迪教授的父亲是大萧条时失业大军的一员。当长大成人的儿子问他当年苦难的经验时，老父竟不愿启齿。在他看来，美国提供机会，个人提供成功。你在美国成不了功，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大萧条时被解雇的劳工非常温顺，觉得自己应为自己负责。美国的这套意识形态无疑为其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培养了美国人对富人的信任。
第二，美国人之所以能保持他们对自己社会的这种信念，一大原因是他们能够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美国人觉得自己选举了总统和议员去制定这一“游戏规则”，所以当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时，就不应抱怨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公。
第三，美国的富人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中获胜后，自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而他们也将一些财富捐回社会。因此，美国的慈善事业不仅资金雄厚，而且经营十分理性化。
机会均等更重要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所缺乏的。如果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而认为“关系”提供机会，腐败创造成功的话，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引发一场社会危机，劫富济贫就会被社会广泛接受。
因此，从富人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同样重要。没有社会公正，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也很难让社会接受。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对所有人开放的游戏规则，使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会得到公正的回报。
同时，中国的老百姓，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制定这些约束他们的游戏规则，提高这些游戏规则的正当性、合法性，使人们即使在失败时，也能接受在这些游戏规则中产生的结果。
中国人口众多，并不太适于建设一个高福利的国家。13亿人，每人如果增加一点福利，就会给中央政府制造巨大的财政负担。在这么一个大国中，中央政府难以充分全面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如果承担的义务过多，大量的政府收入就会浪费在庞大的各级机构之中。因此，政府应该把职能放在制定和维系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上来。
欧洲民智甚高，但其高福利国家，造就了高高在上的官僚，大大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欧洲经济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好转，失业率在下降，但总的来说，其失业率一直高于美国。
在美国，老板想解雇人就解雇人，甚至许多人在盈利的企业也被炒了鱿鱼，原来那种只要企业盈利就不解雇员工的不成文的道德信条早已无影无踪；欧洲则有严格的法律，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但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老板不敢轻易雇人，生怕日后甩不掉，而美国老板决定雇人却十分轻松。
结果，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要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美国人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管制来降低失业率，维持着比仁慈的欧洲更为良好的就业状况。
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一种公正、开放、透明的竞争体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清除腐败，比单纯地减小贫富差别更为重要。只有有了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中国社会才会接受和尊重富人，中国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高水平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