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平生所學供埋骨：政治運動中的陳夢家

(博訊2016年4月20日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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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陳開始後，曾做過陳夢家助手的李學勤當即寫了《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文章 不僅尖銳地質疑了陳夢家的學術成就，在文章的結尾，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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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夢家，著名新月派詩人，同時也是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他是前南京金陵神學院提調(相當於院長)陳金鏞的兒子，原籍浙江上虞，生於 1911年4月16日，自幼在南京長大。早年師從徐志摩、聞一多，是新月派重要成員。陳夢家曾在中央大學學習法律，最後拿到了律師執照，但他沒有當過一天 律師，而是從16歲便開始寫詩，1931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夢家詩集》，並立即揚名。大學畢業後，陳夢家曾在安徽蕪湖中學任教半年，其後赴京在燕京大 學神學院修讀;半年後轉燕京大學中文系就讀，並在該系任助教。此後的陳夢家開始以一位浪漫派詩人的形象出現。正是在燕大期間，他邂逅了與其相伴一生的“神 仙妹妹”——趙蘿蕤。
    
    趙蘿蕤自幼長在蘇州，其父趙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學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會的亞洲主席，早年曾留學美國。到她上學時，趙紫宸已是東吳大 學教授兼教務長了。1926年，趙紫宸接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一職，趙家遷往北京。這一年，趙蘿蕤14歲。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業于郭 紹虞、馬鑒、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轉系攻讀英國文學。1935年，趙蘿蕤從清華外國文學研究所畢業，轉入西語系任助教。
    
    1936年，陳夢家與趙蘿蕤結婚。陳、趙的結合，與兩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關係。陳夢家的父親是一位新教牧師，趙蘿蕤的父親則是著名基督教活 動家、神學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錢穆先生在其《師友雜憶》中曾憶及這對燕園的神仙眷侶：“有同事陳夢 家，先以新文學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課，夢家亦來選課，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龜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獨賞夢家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 味，遂賦歸與。”

七七事變後，北平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夫婦倆輾轉跋涉到昆明，陳夢家任教於西南聯大。聯大雖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但仍循清華舊規： 夫妻不能在同一學府任教。這樣，趙蘿蕤便作出犧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務，一面做些翻譯工作。此時的趙蘿蕤“勤讀而多病。聯大圖書館所藏英文文學各書，幾於無 不披覽。師生群推之。”(錢穆語)
    
    當時，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與西南聯大有一個交換教授的規劃，陳夢家被選派為交換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趙蘿蕤也一同前往，並 進入了當時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語系學習。在美期間，陳、趙夫婦會晤了當時已名聲大噪的著名詩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陳、趙都非常崇敬的現代派大詩人，早在清華讀 書時，趙蘿蕤就應戴望舒之約，翻譯了艾略特的長詩《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譯者。
    
    1947年，陳夢家先行回國後，任教于清華，同時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為校方多方搜集青銅文物，幹勁十足。趙蘿蕤回到北平後，任燕大西語系 教授，後又兼系主任，為建設一個一流的英文系四處奔走，延聘人才。 著名學者巫甯坤即是當時受趙蘿蕤的邀請，自美返國，加入燕大英文系的。他回憶道：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蘿蕤親自到前門火車站接我。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 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風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有些憔悴了，但風度不減當年。
    
    到了燕園，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蘿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溫馨殷勤的款待。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 以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傢俱，都是陳 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裡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這時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兒······
    
    看得出來，剛回到北京的陳夢家和趙蘿蕤生活是愉快的，對新政權也是充滿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從天而降，市 委工作組進駐燕園，要求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授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 行“自我檢討”，要“人人過關”。為了能過關，除了不停地檢討自己，還需揭發別人。此後不久，又開展了“忠誠老實運動”，要求每個人都必須詳細交代自己的 歷史經歷，“態度惡劣”者，即被“隔離反省”。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相繼展開。中國文聯還發出號召，讓藝術家們舉辦各種義展、義賣，捐獻稿費、 版稅，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捐獻“魯迅號”飛機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在“人人過關”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面前，作為新月派浪漫詩人、小資情調嚴重的陳夢家自然難以躲過。陳夢家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經常在私下裡譏 評時弊，品題人物。巫甯坤在《燕園末日》一文中說，一天燕京大學校園裡的大喇叭廣播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聽了，不免發牢騷說： “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預言了未來社會嚴重收緊的情景)如此言論，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 難逃被清洗的厄運。果然，“思想改造運動”一興起，陳夢家就被揪了出來。
    
    此時，身在燕大的趙蘿蕤也好過不到哪裡去，作為西語系主任，她不僅要檢討個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還要參加各種會議，沒完沒了地檢討在領導 教學工作中“重業務，輕政治”的錯誤傾向。此時，其父趙紫宸已經被揪了出來，要求人人與他“劃清界限”，其夫陳夢家正在清華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鎮靜自若、 從容不迫的趙蘿蕤，一下子憔悴了。“思想改造運動”剛告一段落，緊接著便是全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大學重組，教會學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輔仁按不同科 系分別併入北大、清華、師大，人員聽候統一分配。清華大學的文科系取消。陳夢家在清華大學受到猛烈批判後，離開學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趙蘿蕤調入 北大西語系任教授。
    
    “反右”中應聲落馬
    
    剛調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幾年，是陳夢家生命中相對平靜的時期，也是他學術豐產的時期。這幾年裡，他相繼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 器斷代》(分6期連載於1955～1956年的《考古學報》上)《尚書通論》等。他不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領域引入了現代西方學術規範，同時還完成了由 浪漫派詩人向古文字、考古學專家的蛻變。
    
    陳夢家不再是一位詩人了，這一方面是個人興趣的轉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氣候使然。建國後，“小資產階級詩人”陳夢家已被主流文學所拋棄，他 失去了重提詩筆的機會和勇氣。與陳夢家經歷相似的何其芳曾講過一個故事：“古代有一位詩人，在一個風景美麗的秋天裡，聽見風雨吹打樹木的聲音，他就想寫詩 了。但他才拿起筆來寫了一句‘滿城風雨近重陽’，不巧催收田賦的人忽然來了，打斷了他的興致，這首詩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其芳說，教條主義的批評會敗壞 人的創作情緒——陳夢家又何嘗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滿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政治抒情詩敗壞了胃口，他唯有閉嘴，像沈從文那樣將自己埋進故紙堆裡，似乎只有那 樣才安全。
    
    趙蘿蕤在回憶那段歲月時說：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胡同買了一所房子。從此他一個人佔有了一間很大的寢室兼書房，在裡面擺下了兩張畫桌。這一大 一小兩畫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書桌，上面堆滿了各種需要不時翻閱的圖籍、稿本、文具和一盞檯燈。夢家勤奮治學有著很好的物質條件。他身體好，不知疲倦，每天 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時到十二小時······
    
    夢家喜歡朋友，對朋友從不苛求。他愛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於思泊、商承祚諸先生;也親近青年，對他們無所不談。他很喜歡去看望朋友，海 闊天空地暢談一切。他喜歡遊山玩水，雖然這樣的閒暇和機會不多······他喜歡看戲(各種形式的)，喜歡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和泛論文藝的小文，如發表在《人民日 報》副刊的《論人情》等，據說這些文章很受讀者歡迎。不過他新詩作得很少。他寫過《甘地》一詩，寫過幾首詠景物的小詩，曾在《詩刊》上發表。他喜歡和郭小 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6年1月，中共召開了知識份子會議，周恩來做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說：“有的同志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麼‘不 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政治氣候一下子變暖，作為詩人的陳夢家也被重新“挖掘”出來。
    
    陳夢家覺得他作為一位作家重新出現，應該有一個新的形象。於是，他便刻意與當時並不光彩的“新月派”劃清界限：“我很不願意別人老把過去的 招牌掛在我的頭上，而且這塊招牌對我也不大合適，當時我只不過是喜歡寫詩，和‘新月派’詩人接近罷了。有一些詩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卻因為 他改造了思想，入了黨，而不再給他掛這塊招牌，我雖然沒有入黨，也不能老掛著這塊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詩選也重新與讀者見面，陳夢家 寫了一篇《談談徐志摩的詩》的文章，發表在《詩刊》上。在當時任作協秘書長的郭小川的日記裡，記有陳夢家當年的一些情況：“到十一時，唐祈說陳夢家正在 《詩刊》談到我的《深深的山谷》，我和丘琴一起去和他談了好一會。他讚揚了我這首詩。到十一時半，我約他們去吃飯，在崒華樓且談且吃，搞到一時半多。陳夢 家極健談，他有他的見解和人生態度，又大罵了一陣劉紹棠，主張在整風中好好整他。”(1957年5月17日)“陳夢家來，談了一下他對右派的看法，他認為 有些右派分子老不滿足。又催我早些看他的編好的詩集······”(1957年7月9日)顯然，在“反右”前的一段時間裡，陳夢家在政治態度上還是比較積極的。此 後，因為政治氣氛的突變，便再也沒有了關於陳夢家的記錄。
    
    1957年“反右”鬥爭一開始，陳夢家應聲落網，他被劃成“右派分子”的罪狀之一是“反對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據毛澤東關於文字改革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應首先辦簡體字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會即開始著手漢字簡化工作。經過數年的醞釀修訂，《漢字 簡化方案》於1956年由國務院公佈。 在1957年有關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陳夢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 字混淆了。”“漢字雖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並不多，普通人認識三千就可以了······有了這三千字，就來研究怎麼教。有人說漢字難學，我說不難，所以難，是教的 人沒教好”。“在沒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佈漢字的死刑”。“文字這東西，關係了我們萬萬千千的人民，關係了子孫百世，千萬要慎重從事”。陳夢家的 意見說得很有道理，但關鍵是他沒能正確預測風向。羅隆基當時就曾說：“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
    
    陳之所以被打成右派，與其才情、性情、學問均不無關係。論才情，陳是舊時代的浪漫派詩人，天縱英才，風流瀟灑，恃才傲物，不免讓人又忌又 羨;論性情，他的詩人氣質極濃，與制度時相衝突，又口無遮攔，好指點江山、臧否人物。另外，他當時的稿費收入很高，生活條件優越，容易引發“仇富”心理。 據《夏鼐日記》記載，當時陳家中已有電視機，他“幾乎每天都看電影、電視，有時還加評語”。他搜羅明式傢俱，也多在此一時期。趙蘿蕤說“夢家喜歡朋友，對 朋友從不苛求”，事實上陳夢家並不喜好結交朋友，更不會拉攏投靠，因此人緣較差，在群眾性運動中最易落馬;論學問，陳夢家不僅已是蜚聲中外的詩人，更在曆 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諸多學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老話講“文人相輕”，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當年院系調 整時，陳夢家由於口無遮攔，被迫離開清華，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豈料考古所的官僚作風更讓他難以忍受。陳夢家到了考古所後，反對政治掛帥，批評當時學術界的 行政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甚至反對學習馬列。當時考古所所長尹達是20世紀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並無多少學術貢獻，但因政治出身好，名正言順做 了一把手。陳夢家為此很反感，曾質問當時的副所長夏鼐：“你是否有職無權?”意在譏諷尹達。這些話，在政治氣氛寬鬆時可能無所謂，但到了非常時候，就有可 能轉化為“定時炸彈”，成為消滅一個人的罪證。在1957年批判陳夢家的文章裡，就有一篇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生的來信，說陳夢家在西大講學期間，“惡毒攻擊 我們敬愛的郭院長(郭沫若)”，攻擊革命烈士聞一多“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陳是聞一多的學生，兩人關係親密，開個玩笑是有的，絕對談不上 “攻擊”;對“郭院長”的學問，以陳的性情，譏諷幾句也是有的，但絕對稱不上“惡毒”。
    
    自1957年7月13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運動大會開始，對陳夢家的批判就沒停下來過。鄭振鐸在當天的日記裡有記錄：“下午二時半，到考古研 究所，參加對右派分子陳夢家錯誤的討論會。首先由我說了幾句話，然後由陳夢家作初步檢討。瑣碎得很，全無內容。王世民加以比較詳細的揭發。石興邦予以根本 的駁斥。大家一致不滿陳的檢討。近六時，我先走，因為要招待外賓也。(熱，晚上有大雷雨)”“瑣碎得很，全無內容”，由此可見當時陳夢家自我檢討之艱難; 可見那種唾面自乾的自我作踐，對一個清高出塵的知識份子而言，是多麼大的痛苦和煎熬。而“熱，晚上有大雷雨”看似閒筆，卻又像當時政治空氣的隱喻。陳、鄭 二人算是朋友，對文物、舊書有著共同的嗜好，但政治風向變幻莫測，二人也只能形同陌路，以求自保。
    
    當時寫文章批判陳夢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王力、夏鼐、翦伯贊、唐蘭等人都寫了長篇批判稿，有的還火藥味十足。如唐蘭就曾撰文《右派分子陳夢家是“學者”嗎?》，不僅在學術道德上將陳夢家定性為“偷”“盜”，更站在政治的制高點上將陳夢家一舉打倒：
    
    在大鳴大放期間，向黨進行惡毒的倡狂進攻的右派分子陳夢家是“學者”嗎?不是的。他是“冒牌學者”，實際上是一個十分熱衷、不擇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個善於投機取巧，唯利是圖的市儈，是一個不懂裝懂，假充內行，欺世盜名的騙子。“陳夢家在三反運動時是大老虎，黨和政府沒有追究既往，他應該改過自新。但在院系調整後，他轉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翹得更高了。幾年來，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據他說是“社會主義熱情”。但忙的是什麼呢?忙的爭權利，當把頭，捧這個，拉那個，搞小圈子，挑撥離間，打擊人;忙的東跑西跑， 沽名釣譽多寫東西，多拿稿費;忙的買房子，買明代傢俱;裝著熱心戲劇，搞鬼把戲”。
    
    陳夢家在完成了甲骨學巨著《殷虛卜辭綜述》後，用稿費在美術館附近的錢糧胡同買了18間平房，此舉使不少人眼睛登時變紅，於是謠言四起，舉 報信不斷。據胡厚宣先生回憶，當時科學院的領導也曾動員他和張政烺先生出來批陳夢家，胡先生明確表示“不幹這種缺德的事”，張先生也沒有答應。他們不幹， 但有願意幹的，特別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批陳開始後，曾做過陳夢家助手的李學勤當即寫了《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文章 不僅尖銳地質疑了陳夢家的學術成就，在文章的結尾，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
    
    陳夢家並未拿出任何實在的成果，與他的傲慢自大相稱。陳夢家這個人自命甚高。比如說，在書裡的第20章，陳夢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學者的研究和理論，只是收錄了他自己的想法······我們不應該接受這種竭力鼓吹自己的態度。
    
    經此一役，陳夢家徹底倒下，不但被剝奪了發表學術論著的權利，已經在《考古學報》上連載六期的《西周銅器斷代》也被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沒了下文。…………
    
       
    劃成“右派分子”後，對陳夢家的懲罰是“降級使用”，妻子趙蘿蕤受到過度刺激，導致精神分裂。他曾經一度被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種田、踩水車等等。1960年，由於夏鼐的關照，他得以借調到甘肅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漢簡”，並在那裡幹出了一番成就，這也許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為陳夢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後，著名史學家楊寬先生還痛心地反問道：“為什麼在政治上對他進行陷害的同時，還要貶低他的學術著作的價值呢?事實上，(《殷虛卜辭綜述》)學術著作的價值是有目共睹的，歷史將作出公正的評價。”
    
    考古學家的隕滅
    
    被貶蘭州後，陳夢家又投入到了漢簡研究之中，並以驚人的毅力和才華，完成了《武威漢簡》和《漢簡綴述》兩書。在蘭州呆了兩年後，60年代初 期，政治氣候回暖，陳夢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漢簡綴述》也得以出版。正當他準備大展身手的時候，“文革”卻爆發了。1966年8月，“死老虎”陳夢家在考 古所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重新揪出來“批判”“鬥爭”。夏鼐八月九日的日記記載：“今晨廣播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決定，並且連續 廣播幾次。這是指導性的革命綱領，是當前運動的方向盤。整天街道上有鑼鼓聲，各單位送喜報，歡迎黨中央這個偉大的文化革命綱領。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監督小 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勳、林澤敏、陳夢家)每天上午勞動，下午寫檢查。晚間大雨。”
    
    8月的北京，烈日當頭，陳夢家被強迫長時間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裡。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髒東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 那些明清傢俱、古玩器具、豐富的藏書，被一掃而空;他們夫婦的房子住進了別人，“甯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紅衛兵小將們佔用，陳和妻子被趕到一間本來是車庫的 小破屋裡居住。此時，趙蘿蕤的病情更加嚴重，曾兩次發病，但是送不進醫院。
    
    與陳夢家一起被打倒的還有顧頡剛、侯外廬等一大批專家、學者。考慮到顧先生藏書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裡。“文革”一開始，就被人以征服者的姿態，住進了原屬於顧頡剛先生的一間正房，並在院子裡搭起了廚房······
    
    8月24日傍晚，在被“鬥爭”了一整天後，陳夢家離開考古所，來到住在附近的一位女性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與侮辱讓他幾乎出離地憤 怒，並產生了一種可怕的絕望感，他告訴朋友：“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這時，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蹤而來，在他的朋友家中，強行將他按跪在 地，對他進行又一輪的叱駡和毒打。隨後，這些人把他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陳夢家被關押在考古所裡，不許回家。事實上他已無家可歸，妻子瘋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個晚上，想起這麼多年走過的坎坷 路，他感慨萬千。自美返國之後，接二連三的運動讓他沒過過幾年安穩日子，特別是在被打成右派後，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沒有摘下來過。他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 沒有朋友，更沒有學生，曾經相濡以沫的妻子幾成陌路。(“文革”結束後，三聯書店曾約趙蘿蕤寫一本約10萬字的關於陳夢家的書，趙拒絕了，“我實在沒那麼 多的話可說，5萬字都寫不出”，最終只寫了篇千字文。很難想像，這對夫妻曾是燕園裡的那對讓人豔羨的情侶······)那個夜晚，鄰近考古所的東廠胡同有至少6個 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拷打從下午延續到深夜，淒厲的慘叫聲在胡同裡久久回蕩，鄰居們不忍聆聽，只好用枕頭捂上耳朵。
    
    那個晚上，陳夢家更是聽得不寒而慄，他想到了死······陳夢家悄悄寫下了遺書，吞下大量安眠藥片自殺。由於安眠藥劑量不足以致死，他活了下來。 夏鼐在日記中記下了其中一些細節：“上午赴所，見通告牌上有紅衛兵通告，謂我所右派分子陳夢家自殺未遂。聽說：昨天中午下班後，他到東廠胡同的一蔡姓寡婦 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據雲曾於死前托孤于陳)，被所中左派群眾揪出示眾，他自殺以抵抗運動，犯現行反革命的罪，還在遺書中污蔑群眾侮辱了他，所以自 殺。所中開全所大會，‘文革’小組報告此事，並對犯錯誤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日記中的蔡女士不知何許人，陳在遺書中說“群眾侮辱了他”，也許指 紅衛兵把他和蔡女士的關係作了侮辱性聯想。
    
    何偉後來曾採訪過陳夢家的弟弟陳夢熊，後者回憶道：“他吃了安眠藥，不過沒能成功。他們把他送進了醫院。第二天我趕去他家，他們的門上貼了 批判夢家的大字報。我進屋看到紅衛兵已經守在那裡。‘好得很’，他們說，‘你這叫自投羅網’······”陳夢熊被毒打了一頓，因單位來人接應，他被暫時放了回 去。“那是個極其危險的時候，”陳夢熊說，“你一整夜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不停地敲門和打人。夢家在醫院住了一陣子，但醫院很快把他給轟出來了，因為 他的背景問題。大概過了一周，他就自殺了。有個跟他們夫婦倆住在一起的保姆，我想是她發現他的。我當時沒法去他家裡，因為我自己也在被批鬥。沒有辦過任何 喪事。”
    
    9月2日，陳夢家再一次自殺。這一次，他選擇了自縊，一種更絕望的死法。
    
    據曾負責看管陳夢家的考古所工作人員老楊回憶，當陳夢家第一次自殺未遂後，考古所就派了一些年輕的考古學家去專門看管他。那麼，陳夢家是如 何自殺成功的呢?老楊回憶：“有一天，陳夢家走了出去，經過了這扇窗戶······過了幾分鐘，我們覺察到他走出去了。我們沖到外面，但已經太遲了。他上吊自殺 了。”此時，一位“自絕於人民”的詩人之死，已激不起任何漣漪。夏鼐九月三日日記：“聞陳夢家已於昨晚再度自殺身死。”九月五日日記：“所中召開‘聲討陳 夢家畏罪自殺大會’。”雲淡風輕，不多著一字。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考古所為陳夢家舉行了追悼會，在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雜誌第1期第19頁有一則報導：“黃文弼、陳夢 家、顏誾先生追悼會在北京舉行”，文中稱，陳夢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致死，終年五十五歲。”往事如煙，誰 還記得當年那位才子詩人、飽學之士陳夢家呢? “………
    
    陳夢家，才子而生當亂世，這是他的不幸。陳先生寫詩的生涯雖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時間，大半輩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獻，但他卻寫出了那個時代最漂亮的詩歌：
    
    沒有憂愁，
    
    也沒有歡欣;
    
    我
    
    總是古舊，
    
    總是清新······
    
    也許有天
    
    上帝教我靜，
    
    我飛上雲邊，
    
    變一顆星。
    
    這多麼像他一生的讖語。
    
    來源: 《同舟共進》 (博訊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