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主帥，在元結、顧況、戴叔倫、韋應物等先驅繼承了古樂府的餘韻而拓展出的道路後，白居易和元稹把新樂府運動推向圓熟和高峰，而又以白居易用理論與創作相配合而作出最大成就。
　　白居易的文學主張和理論，主要集中在《與元九書》一文，其中表述了白居易對齊、梁形式主及唯美主義的批評 ，而且他創作時已說明他的作品沿用詩經的系統，有總序、有小序 。詩經是我國現實主義的源頭，而之後的樂府又有『緣事而發』的特色，兩者都是現實主義的濫觴，而且又具有民歌質樸的風格，白居易既認定自己的新樂府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 ，明顯地是捨棄浪漫主義而選擇接受了現實主義的傳統。
　　白居易在《新樂府五十首》序文又認為作品要『辭質而徑』、『言直而切』、『事核而實』、『體順而肆』 ，前兩種主張尚可說詩經和古樂府都是白居易理想的效法對象，但說到『事核而實』、『體順而肆』，並能『播於樂章歌曲』，則古樂府詩比詩經達到更高的成就，這也是白居易選擇繼承樂府的原因。
　　我們從接受研究的角度看白居易對樂府詩的接受，必須看到白居易（接受主體）對古樂府（文本內涵）的填補或者『二度創造』 。漢代古樂府中，其創作特色主要是反映深刻的現實，並帶有很強的敘事性，《出東門》、《戰城南》、《孤兒行》都是代表，而且，《漢書•藝文志》說樂府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就此而言，漢代古樂府著重作者的感知和社會性對於作品的影響，白居易在新樂府運動，中便繼承了這一傳統，並且把它理論化。
　　然而，根據M.H.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的說法，文學可分為四個層面，分別是作品、作者、社會、讀者。古樂府中，作者的感知和社會性影響了作品本身的創造，但雖然古樂府語言質樸，然而並沒有特別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問題而達到影響本身創作的效果。到了白居易，他才意識到讀者本身對作品的意義。
　　惠洪著《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這是一則記白居易的逸事，且不論其可信性，我們可以視它為對白居易的語言主張的一種具體解釋。之前已經述說過白居易為作品要『辭質而徑』、『言直而切』，而更能看到白居易注重讀者接受的文章，則是《與元九書》中云：『自長安抵江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白居易此語，顯然是表現了他注重讀者的接受而為樂府注入了新的創作元素。
　　白居易對新樂府運動的貢獻除了創作上的藝術成就外，其本身繼承了古樂府而有所新，建構了一套文學理論，並把讀者的形象呈現，提升了讀者的地位，把讀者與詩人聯繫起來，為中國詩學理論踏進一大步。

後記：這是我修古典詩詞的課時寫的學期論文，其中偶發奇想，試用一些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古典文學。基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研究方法都是傳統的影響研究，這次我便用了接受研究的方法作出另一個方向的分析。
基於寫作此文時俗務纏身，此文乃急就章之作，文中如有牽強之處，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