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
作者：Barbara Ehrenreich
譯者：林家瑄
出版：左岸文化（2010年）
ISBN：978-986-6723-45-2

        這其實可以看作是非正式的一份質性研究。

        Barbara Ehrenreich身為美國的專欄作家，具有博士學位，平時除了寫作亦會到處演講與教學，其社會地位與經濟收入可稱得上在社會最頂端的20％之中；然而她卻突發奇想，想瞭解她完全沒概念、與她相反、生活在社會最底端那20％勞動族群的生活，因此她隱藏了一些原有的背景條件，僅帶了一些基本的生活配備，以二度就業婦女的身份，單槍匹馬進入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從求職、租屋、購物……等，全新去體驗那樣的生活，她前後在美國三個不同的州從事過女服務生、居家幫手（女傭）、賣場服務員、療養院餵食員等工作，有時為了負擔經濟收支的不足需要同時兼任兩份工作。除此之外，她也在過程中經歷了因這樣生活的經濟困境而不斷面臨的租賃問題，甚至是生存最基本的飽食需求，她求助社會福利機構，並從中感受到不同的難處。

        其實我覺得這個作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些收穫還蠻有趣的，也能夠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點。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在最後的成果自省中提到，勞工的薪水之所以沒有增加，是因為雇主用盡了每一分力氣並使出了各式手段，都只在拒絕加薪，他們寧可提供看起來華而不實的福利，卻不願意調高一分一毫的薪資;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市場卻出現了「勞工短缺」的幻覺，即所有的雇主永不間斷地貼出徵才廣告，卻不願意出相對較高的薪資來吸引員工，事實上根本沒有勞力短缺，只是缺少願意在現有工資下工作的人而已。

         我從這點出發回頭省思了台灣的現況，這狀況似乎美國台灣皆然，以薪資所得來說，雖然這兩年在政府的喊話下，基本薪資終於有微幅地上調至18780元，但實際上，這樣的調幅其實只反應在領取基本薪資的族群身上，而對於原本領薪不到20000元的勞動族群來說，雇主並不會因應基本薪資的調漲而更動他們的薪資，因此整體來說，政府推動調整基本薪資所獲得的成果，只是造就了原本領基本薪資者每個月增加了900元，但實際低薪人口並沒有任何變動。

        更甚者，根據我對實務工作的瞭解，雖有勞基法的規範，但雇主開出的薪資實則不符基本薪資者眾多，尤其對於較弱勢族群來說，常會因「聊勝於無」的心態而接受了雇主不合理的待遇，但卻又可能因為待遇的不合理而產生不平衡心態，因此可能無法在此職場穩定就業，亦可能因此降低工作意願而拉低工作成效，如此亦容易造成雇主對其不滿意而使之離職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樣的情況其實只是更拉大了就業市場與勞動現況的鴻溝，雇主一但發現這樣低劣的條件都能順利僱傭，即樂得不再思調整，進而產生如本書所說的勞工短缺幻覺，因為弱勢求職者在重複「求職—接受低待遇—自己或雇主無法忍受—離職」的惡性循環，但其他求職者卻因不願意接受低待遇，卻又找不到高待遇的相媒合工作而產生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失業困境。

        尤其在台灣特別的高比率高學歷人口結構下，我們尚未完全破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對於學歷的傳統迷思，雖然近幾年由於升學方式的改變，使大家逐漸能接受進入高職、科技大學等學得一技之長也是不錯的出路這種想法，但對於「學歷越高越好」的這種觀念在大多數人心中仍根深柢固；對學歷一但寄予不切實際的厚望，所希冀得到的即不只有專業的成長，而是這樣的高學歷要能帶來相對地高報酬工作。

        相似的勞動人口越多，即有越來越容易被取代的可能性，而雇主亦因此越不覺得有調薪的需要，當僱用的員工留不住，選擇的是不斷釋出徵才廣告，即使要將在職員工留下來，選用的也是增加福利而非調薪的策略，因為這些所謂的額外禮品、提供點心等公司福利，在短時間內是最容易安撫員工的情緒的，也是往後一但穩定了員工的心後最方便撤離的；相較之下，薪資的調漲是較難逆向操作的，也是雇主所認為成本最高的，因此形成了認為不需要、也不願意調薪的現況。

        本書還有提到另一項十分有趣的觀察，作者發現在底層生活的勞動人口對於管理階層者有一種接近崇拜式的被認同需求，即使這些管理者是十分不合理的，但勞動工作者卻似乎被生活與工作的困境訓練成了順服者，也可能是在這樣不可逆的重複性工作中需要尋求一絲的盼望，有一定比例的工作者並不會認為這些待遇和處境是不合理的，他們順從上層所給予的絕大多數指令，並在其中尋求管理者那微弱的些許贊賞和肯定；少部分的工作者則雖認為管理者的要求不合理，卻只能默默承受，頂多在背後和同事共同分享抱怨而已。

        不知道是否這是我所認知到的錯覺，但我覺得相對來說這樣的問題似乎在台灣則狀況較輕微，台灣的個人意識與媒體力量在近十年十分高漲，因此似乎較少看見這樣的不合理待遇是被沉默接受的。但我認為台灣有一點是與美國相同的，即在於工作者在工作中所尋求的認同感，即這份工作無論性質如何，也不管為自己帶來的是什麼樣的待遇和社會地位，我們都會希望在工作中是能得到對於成功、對於未來的希望感的。

        除此之外，由於書中作者體驗的工作強調是在社會底層，因此連帶會帶出社會價值觀的問題。Barbara在書中提到她體驗過的這些工作中，發現社會大眾對於女傭的態度是最不友善的，當她擔任餐廳的服務員或賣場員工時，她穿著制服前往其他地方購物，並不會感受到什麼異樣的眼光，甚至有些地方的員工還因此樂於和她攀談、共同分享相似的工作經驗，但當她身著女傭的制服前往購物和用餐，服務員甚至不太想要搭理她。

         這樣的發現是饒富興味的，讓我不禁思索起台灣是否存在對何種職業的歧視眼光，但或許是我個人的研究、工作領域關係，在我的想法中，「工作不分貴賤」是很絕對的事，因此一時半刻倒也沒有想法，但台灣對於工作與職業的偏見問題，倒是未來可以再行瞭解的。

        本書作為美國社會觀察的讀物，其實真的提供了蠻多面向可供台灣對照思考，我在閱讀的過程中，總免不了職業病地不斷對於雇主聲音過度放大、勞工勢微的現況感到擔憂，若是這樣的就業環境繼續惡化，我們的產業將受到更衝擊性的負向影響，而雇主目前仍未見的勞動力流失帶來的損失，將持續剝削市場的競爭力，不僅如此，弱勢就業族群如身心障礙者，雖在媒合工作時是以其優勢能力進行推介，但總難抵擋雇主先入為主的偏見而偏頗其待遇，與雇主因市場供需失衡幻覺所帶來的「靠勢」（台語），在就業與求職之路上亦將更加困難，影響的層面將不容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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