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前的霸凌不那麼受重視，是因為「壞班」不太容易去影響「好班」，所以就放著自生自滅。現在混合了，「壞學生」會影響「好學生」，才更受到關注。沒看到「能力分班」在這個問題上的重要性，都是白搭。
2. 以前處理「壞班」，是叢林法則+警察介入。現在威權時期過去，這一套不太好用，但新時代該怎麼辦，大家還沒輒。
3. 體罰...以前沒有用（或不必要），現在也一樣。

體罰能遏止霸凌？

廖元豪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校園霸凌近來成為焦點新聞，也是教育當局念茲在茲的議題。坦白說，剛開始時，對於霸凌能成為焦點，我欣喜之餘還有點兒不解：這不是數十年來的老問題嗎？怎麼現在好像是個新議題似的？回想自己在國中時期，也曾同時是個霸凌者與被霸凌者。但怎麼沒看到社會有特別關注？甚至我們自己也覺得，這就是「國中叢林」的一環，沒什麼了不起。

整理一下近年的案例，並更深入瞭解一下中小學的校園現場後，我才知道原因所在：霸凌的現象是古老的，從未間斷的；但學校與政府的角色、地位，卻有了極大的轉變。這使得許多教師、行政人員，甚至主管機關，都茫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在這個「民主自由法治」的時代，要怎樣應付這個老問題。於是，部分教師開始抱怨「零體罰」的政策。好像「體罰」可以是一種解決方法似的。

在從前那個能力分班，威權管裡的時代，其實是有一套處理模式的：對於所謂「前段班」（好班so to speak）內部的霸凌，老師們其實很好處理。這些「霸凌」多半是個人事件，頂多就是某幾個學生喜歡找某人麻煩。我自己也曾幹過這種壞事，完全可以體會這種學生的「孬」：他們偶然從「欺負人」裡面得到了快感，但除了體格或態度外，沒有太多的「權力」。這種膨風式的惡霸，一戳就破。嚴肅一點的老師用恫嚇或記過，就可以嚇得這些虛張聲勢的「好學生」道歉賠罪，然後變得收斂。有愛心與耐心的老師，用循循善誘的方式，也可以輕易地讓這些「乖孩子」改弦更張。只要老師稍微對班上學生的動態有一點關注，並且願意出手處理，很少衍生出嚴重問題。畢竟這群又「好」又「乖」的孩子，只要警告說要「通知家長」，十個有九個就嚇壞了。「體罰」…也許有一點速成的效果，但根本不是絕對必要的。當然，真的動藤條板子，學生挨揍就挨揍，基本上也不會廢話。

但「後段班」的霸凌，很多都是成群結黨，甚至結合校外的幫派流氓。大部分的情況不是個人打架鬧事的問題，而是這些霸凌者背後往往有「外人」撐腰。常被欺負的人，也因為存活所需，常常會去找「靠山」。在這種情況下，每個霸凌者其實不僅代表他自己，而是體現了他「有靠」的氣焰。被稱為「流氓」，其實在這種場域是很神氣的。如果你的靠山很強，你在學校揍人，人家不敢還手；要學校要錢，別人不敢不給。「不敢」的原因並非你兇你壯，而是大家都知道，你在學校裡可以叫二、三十個人，出去外面還有一堆大的撐腰。「出校門會不會被套布袋」，就是惹到這種人以後的恐懼。

對於這種學生，個別的老師是很難處理的。單純用勸阻未必有效，用武力、體罰，也未必能遏止—甚至可能招來報復。因此，從前的管理組長、訓導主任，經常是體育老師—夠壯夠悍—或帶有江湖味的教師，這樣才能在此等叢林裡維持秩序。這些老師有時得私下找不同「派系」的學生頭兒抽煙聊天，套好交情要他們別鬧事；或者必要時還要擔任鎮暴警察，與鬧事的學生對打互毆—強壯高大的體格，或許可以擔保學生在第一時間不敢動手或還手。

老師們多半很清楚，對於「好學生」的霸凌行為，體罰是不必要的（當然也許比較快速）；對於有幫派或其他校外勢力介入的霸凌，體罰是沒有用甚至危險的。體罰普遍被使用，但真正有效的，從來不是靠體罰。

這套體制要有用，還得靠兩種機制擔保。第一，是警察機關（尤其是少年警察隊）的介入。在當年，少年隊往往令「流氓」聞風喪膽。「某某人被抓到少年隊毒打」的風聲到處流傳。因此這些校園流氓鬧過頭，警察是會出手的。第二則是「分班制度」：所謂的「壞班」或幫派，通常不會去找「好班」學生麻煩；前段班的學生，大致上也與後段班學生老死不相往來。因此，前段班適用「春風化雨」規則，後段班則適用「幫派械鬥」或「治安執法」原則。前者由個別老師直接處理，後者則由壯碩的老師加上警察來管理。後段的「雜草」反正不會影響到前段「菁英」的生存，這個社會的菁英們似乎也不用太擔心。

但如今形式上不再有「能力分班」，前後段班學生通通混在一起。「菁英」家長開始掛念「雜草」對他們子女的影響，這個問題開始愈鬧愈大。而在「民主自由」的今日，凡事都要講法律，什麼都會上媒體。老師們對於如何既維持秩序，又能免於外界抨擊與法律追訴，開始惶惶然不知所措。而教育主管機關前面沒有建立明確的校園管理法制，也沒有認真宣導現行制度可用的方法。出了事情，往往也不敢力挺老師與學校，動輒說「依法辦理」，結果就是讓無所適從的老師，個別面對媒體壓力與司法訴訟。在這個「師不聊生」的時候，冒出來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體罰止霸凌」說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