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06 12:11:06林太太

走出宣教的框框 連加恩

走出宣教的框框
【西非去來】
台灣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遠赴西非服役,期間醫病、掘井、蓋孤兒院……,意外地因辦「垃圾換舊衣」活動而聲名大噪。退役返國,他的腦袋仍不時轉著:到底什麼是宣教?要如何給予?
走出宣教的框框
作者:連加恩
長老教會有一個很棒的傳統,就是牧師會召聚信徒到即將當兵的人家中舉行家庭禮拜,這聚會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叫做「壯行禮拜」。2001年10月的某一天,60多人擠爆了我家客廳。雖然我不太喜歡「壯行」這個名詞,因為聽來有點悲壯,可是我猜來的弟兄姐妹的確是這樣想,因為那時要去非洲當兵兩年,中間只能放假一次,又是這種制度的第一屆,我的確需要大家的鼓勵。
黃牧師引用約書亞記一章9節:「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他說:「加恩,這趟去非洲,牧師希望你不只是當兵,而是第一、好好裝備自己,第二、成為一位宣教士」。這席話,好像對我非洲之行作了一個預告。我聽了心中沒有特別的感動,只覺得:「牧師您言重了,我不過是去當兵,去去就回,至於宣教士……好像遙遠了一些」。
我被派去的國家叫做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回教徒比例占50%—60%,相對於鄰近同是法語系的尼日(Niger)和馬利(Mali)的95%以上,算是一個基督教的輸出國。當地牧師告訴我,鄰近國家的基督教會若是缺少傳道人,都會請求他們差派宣教士去援助,而我服務的小鎮古都古市(Koudougou)雖然只有7萬人左右,卻是這個國家產生傳道人最多的地方。
在出乎意料下,村裡的一位長老送我四公畝的土地,希望我蓋一間孤兒院,解決村中許多吃不飽,也沒有機會就學的孤兒問題。經歷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包括被建商誣告、進警局接受盤問、被當地小官刁難索賄,還因孤兒院的工作尚未完成,而向外交部申請多留一年,並且把新婚的太太也帶去幫忙。最後,看到上帝的恩典終究大過所有困難,孤兒院在2004年11月開幕,現在有50個孩子。
孤兒院落成後,我們陸續擴建不同的硬體。離開非洲前最後一個點子,是為院童蓋一間禮拜堂。開工沒多久,村裡唯一的教會被風吹倒了,當地的牧師告訴我,這個村子盛行回教和巫術,沒想到一兩個月後,禮拜堂建好了,很多村民都很高興。離開非洲前的最後一個禮拜天,我受邀主持獻堂禮拜及講道,當時是2005年5月。我想起牧師三年半前壯行禮拜的那番話,牧師是對的。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封上帝寫給世人的信,當我們聽講道或靈修禱告,上帝就藉著聖靈把信的內容寫在我們的心版上,當我們因為工作、求學等因素遷移到世界的不同角落,或是北美、非洲、中國甚至是中東,這封上帝寫的信就被寄出去,被那裡的人閱讀,向那裡的人傳講(林後三2-3)。這樣看來,每個上帝的百姓都是宣教士,如果我早點認清這個事實可能更好。
去非洲前,腦海中的「跨文化宣教」停留在傳記文學給我的刻板印象,總覺得這是為上帝拋棄一切的忠心聖徒的特權,輪不到我這個欠內政部兩年兵役、欠衛生署六年公費服務的醫學畢業生。然而,感謝上帝,祂好像就是要藉著這三年在西非所發生的事情,來開通一下我這個自我設限的腦子。以下這幾件事情,就是把我現在對跨文化宣教的想法,和去非洲以前,做一個對照和大家分享。
不一定專職才叫宣教士:過去我以為宣教士如同教會的牧師、學校的老師,是一個職銜,是專職的,他們的名片上印的是某某差會派駐某地宣教士;現在的我則認為,宣教士也可以是在職場或校園的任何人。我認識一些香港的中學生,選擇就讀有交換學生課程的大學,為了能在大二時,有一年的時間用交換學生的名義,進入中國的校園傳福音。我在非洲的前兩年身分的全名是:外交替代役役男,第三年則是:駐外醫療團約聘團員。也許有一天,教會的中東宣教士是一個電腦公司派駐伊拉克的主管呢!
不一定唸過神學才能宣教:我住的小鎮產生過許多傳道人,如果我唸過神學院,可能會在神學院幫忙教課。但是沒唸過神學仍然可以有所貢獻,當然,基本的裝備是不可或缺的。雖然我在非洲也負責過露天佈道會,或受邀講道,可是講的都很簡單。如果是佈道,我每次都講「五根手指頭的故事」,這和大家熟悉的五色毛毛蟲的故事很像,分別代表福音的五個大綱,這是大學時代參加離島的福音隊,為了帶小朋友認識耶穌學的。我發現參與宣教的好處,就是可以學以致用,而且會渴慕接受更多的訓練。
不一定一輩子:宣教士可以埋在一個地方一輩子,也可以完成階段性的工作,交棒後再前往下一站。從小在教會聽過很多宣教士的故事,隱約覺得宣教士待在一個地方的時間長度,與他對上帝、對土地委身的程度成正比,去得越久越偉大;相較之下,最不值得一提的就是短宣隊。這樣想,無形中提高了參與宣教不必要的門檻。
離開非洲時,我把事工交給一位牧師,請他管理孤兒院的事務和員工。回台灣開始在醫院上班後,我就靠email和電話來了解那裡的運作。院童白天要上課,因此我們聘請了一位年輕、有教師執照的牧師,他和太太住進孤兒院幫小朋友上課,照顧他們的生活。這位牧師告訴我,小時候他住在鄉下,有一位瑞典來的女士搭了一個帳棚住在小學旁,這位女士每天會煮大鍋飯讓放學的小孩來吃,並且一面講聖經故事給他們聽。許多年後,那群聽故事的小孩,有許多人成為牧師,他是其中一位。因為這段經歷,他相信有一天這些院童也可以讓上帝使用。現在孤兒院禮拜堂的主日崇拜也是由這位年輕牧師負責,已經有不少院童和鄰近的村民開始固定參加聚會。透過一棒一棒的交接,讓我有機會可以前往下一個地方。
不一定侷限一個地方:延續上面一點,也許我們一輩子有機會參與很多國家的宣教,但有時候我們會給自己戴一頂帽子,為自己未來的宣教領域界定區塊,例如說:「我的呼召是回教世界,因為以前禱告的時候看到很多人戴著頭巾」;或者說:「我的負擔是中國,因為每一次我禱告到中國就會流淚」。也許這些感動都是從上帝來的,只不過上帝沒說你不會去其他地方,說不定那個畫面只是其中一站。當我們一直抓住這頂帽子不放的時候,可能會在明白上帝帶領的功課上失去了彈性。
不一定是一個機構,但一定要是家庭:想成為跨文化宣教士的年輕人,遵循的傳統路徑是,第一、先完成學業。第二、若是開始工作了,必須辭職(有許多人還要加上:辭職前先來場家庭革命)。第三、選一間神學院去唸。第四、神學院畢業後加入一個差會。第五、前往。這麼多步驟,要踏出去真的不容易,我相信每一步都會有人被卡住。在非洲,我沒有機構支持,可是我有家人——屬靈的家人和地上的家人。當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不論我有沒有寫代禱信,我都可以確定台北市龍江路巷子裡,有一群人每天早上都在為我禱告(每天的代禱事項都有非洲,可能是因為那個早禱會都是我爸爸在帶領吧)。在外面的人受到最大的攻擊之一是孤單,很奇妙的,每當我遇到沒辦法處理的困難,心中很痛苦的時候,就會有來自台灣的電話,或是家人寫來的email。當我感覺到他們和我是同一個作戰單位,孤軍奮戰的感覺就少多了。
不一定要做大事業,而可以成為幫助者(Facilitator):在非洲時,當地牧師告訴我,他們曾在街頭巷尾放電影,帶領了許多回教徒、傳統泛靈信仰的人認識耶穌。為了證明,他還帶我去看一間間當年用這個方法建立的教會。我問他:「如果這種佈道會這麼有效,為什麼你們不常常辦呢?」(問題的下半部我放在心裡:你們的弟兄姊妹看起來都比較閒,只要有活動大家都是一傳就到,多辦一點佈道會應該不難吧?)牧師告訴我,佈道團因為投影機燒壞了而宣告解散,已經近十年沒有這樣做了。我託台灣教會的朋友買了一台投影機,請這位牧師重新召集教會的有志青年,如今,這個佈道團又復甦了。我所做的不過是買了台機器,參加了「一次」他們的禱告會。這個經驗讓我知道,在宣教工場,我可以不是那個懂全部、做最多的人,但我確實可以求上帝讓我成為幫助者,來促成一些事。
不一定要成為「只有我去過」的少數人,而是成為聯繫人,或是開門的人:每當我看到非洲的需要,常常有想做更多卻又自知有限的矛盾。記得剛到非洲不久,有一次禱告時不知不覺吐出一句:「上帝啊!我想成為一把小鑰匙。」之後,我發現這是一個很棒的祈求,因為既然我沒法做完所有的事,就禱告上帝透過我把門打開,讓更多人可以過來參與。記得差不多有半年,這是我最常作的禱告。
在非洲的教會聚會,每一次當地牧師見到我,都要我代他們向台灣的弟兄姊妹致謝,他指著天說:「只有上帝能代我報答你們,請告訴你在台灣的牧師,我們不斷在為他禱告。」當我轉告台灣同工時,特別是當我告訴他們,這位非洲牧師常常早上三點就起來禱告,他們都感動不已,因此就更想幫助非洲的教會,甚至有更多人想參與非洲的工作。
離開非洲時,一位因為孤兒院工作和我往來非常密切的老牧師告訴我,他的影響範圍,包括四百間教會和兩三間神學院,他希望我能夠從台灣帶人過去幫助他們。
我發現,原來參與宣教還有一個意義,就是成為從無關聯的兩地教會的橋樑,讓上帝的祝福可以流通。
在非洲工作時,我常常夢想:如果現在不是我一個人在這裡,還有台灣一起服事的屬靈朋友們,我們一定可以做得更多。寫這篇文章,是為著非洲還有非洲以外許多地方請命,也許打破了這些宣教一定是什麼的框框,我們有機會看到一道道的門被打開,一個個宣教的軍隊被建立起來,上帝的信一封封的寄出去,被眾人知道、被眾人念誦。
〔全文轉載自校園雜誌2006年3.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