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9 17:57:54滄浪之水
任不寐：李敖安得開心顔
9月21日臺灣愛國作家李敖先生在北大的演講，因爲屢觸“敏感話題”而獲得一定程度的褒獎——我想這正是李敖北上處心積慮所追求的真正目標。透過這次演講，人們可以重新解讀“秦制”之下士人存在的基本道德狀况和心態。李敖是一面鏡子，他在北京大學真正脫光了自己，也脫光了“公共知識分子”爲利所繁殖出來的全部學術口紅和文化裝飾。
李敖這些年來因爲過于貪圖名利，幷報復臺灣那裏的私敵，不斷諂媚北京，似乎回光返照。然而，李敖自己最清楚這種道德上的墮落正在使他日益不安，他的驕傲和胡說不僅是嘩衆取寵的天性使然，也是掩蓋耻辱的技術裝備。我們首先感謝神，這位創物主將道德感或良知（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吹進了每一個人的裏面，因此他使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在做惡犯罪之後都會受到內在的譴責幷産生內疚感；這種內疚一方面通過死不認錯來掩蓋，另一方面則通過混淆是非標準和利害標準來掩蓋（如用“聰明”這個工具理性掩蓋“無耻”這一價值理性）。但所有這些掩蓋却導致了進一步的內疚——這種內在衝突永遠尋求釋放的途徑。
我不想把任何人描述爲一個完全缺乏道德意識的犯罪機器，上述的“絕對譴責”無疑構成了李敖這些年的十字架。他不可能不知道外界關于他“欺軟怕硬、唯利是圖”的批評，而且他在裏面無法真正回絕這些批評。這種精神狀態在這十幾年、幾十年裏，也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整體的精神狀態。遺憾的是，這種精神上的自我不滿，無論是大陸“公共知識分子”，還是李敖，都選擇了攻擊“價值理性”作爲自己的逃路。這種不斷向底綫放冷箭“邊打邊退”的逃脫戰術，由于可以裹挾著賤民群氓的多數聲援、互相利用而獲得表面上的勝利，但却無法真正擊敗內在的追問——上帝問那人：“你在哪里？”
很多人可能帶著嫉妒的心情看著李敖北大的贖罪之旅，幷抱怨李敖因爲海外身份這一優勢可以逃避“秦城”的恐懼。然而，李敖在北大的演講真的是洗心革面嗎？仔細研究李敖精心策劃的表演內容，你會發現一個可憐的靈魂如何在瑪門和上帝之間左右逢源却左右爲難的。我看了這演講只是爲這靈魂難過，這被世界捆綁著的靈魂不配演說自由，因爲他根本沒有自由。李敖反復强調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的演講極盡拐彎抹角之能事，一改其長期標榜的嬉笑怒駡、汪洋恣肆之性情，何等可悲。李敖是跪在北大責備丁關根的，但因爲摸到口袋裏“硬硬的東西還在”，却在每次責備出口的時候馬上用手去安慰丁關根的臉——與此同時却又拉著世界來看：我批評了，我不膽小；但緊接著，又壓低聲音用調笑去撫慰沖淡他的批評展覽可能招致的不塊……可憐李敖！
聖經上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你不能既拜上帝，又拜瑪門（財利）。“公共知識分子”既然標榜自己以真理爲念，就不能同時把名利放在真理右邊。如果想兩方面都占，結果就會出現李敖式的囚徒困境——他奢望自己能逃離猶大的悲劇，可以一邊數錢一邊享受十字架的榮耀。這種道德上的貪婪和知識上的無耻，在中國文化界具有普遍性。李敖“與衆不同”地通過“文化口淫”贏得群衆，其實這種贏得群衆的方式與僞君子們通過“聖潔”攫取注意力和賤民擁戴的伎倆如出一轍。這種上下表演，都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內疚及其自我饒恕而已。
李敖守住了他的底綫——表演自由向外在批評和內在不安聲辯，但絕不得罪地主，後者意味著各種利益。爲此他精明地做了如下技巧性安排：第一，用黃色笑話沖淡政治批評導致的緊張狀况，以取得“老不正經”因此可以信口開河的政治赦免權。這也是給地主或財主一個臺階。第二、“打著大紅旗反小紅旗”，吹捧“最高”却嘲笑“校長”——這種二醜藝術實如魯迅所言，男人看是女人扮，女人看是扮男人。第三、用“聰明”這一技術理性掩蓋“自由”這一價值理性，不僅爲坦克事件辯護，也爲自己的機會主義事業辯護，同時兼顧“自由主義事業”——然而這種兼顧完全混淆了是非，把自由主義事件解釋爲“因不够聰明所以該殺”。這一辯護不僅在事實上顛倒黑白，而且在邏輯上歸向自身——長期以來李敖所炫耀的自己遭遇的所有苦難或政治迫害，皆是因爲自己不够聰明因此本是“應該被迫害”之事。第四、通過宣傳自己很多錢捐獻給了“正義事業”來反駁外界關于他貪財忘義的批評，只是這種批評不知道是解决的問題還是把問題更深刻地展示出來了——我們無意責備一個人正當所得，但李敖近些年來的收入有不少確是“贓款”，這不是通過偶然揮金如土就可以銷贓的。第五、通過相對主義爲“坦克事件”辯護，這一點，使李敖的贖罪之旅大打折扣——瑪門再一次擊敗了上帝，這是李敖的宿命，對這一悲劇需要同情超過需要責備。
李敖用美國1932年的事件來說明“人民逼政府開槍”，“哪個國家也不能容忍人民占據中央廣場”這一道理；他說：“局面造成了我們逼他開槍，我們要不要反省，我們爲什麽這麽笨呢，看看有沒有什麽聰明的方法……” 李敖講的假道理早已經被魯迅在“3-18慘案”後駁倒了，因此不是什麽新理論。因爲按這一理論，和平抗議就成了政府開槍的充分條件了，就把“政府門前”看成了“可死之地”。因此也不能說：李敖進監獄是因爲“局面造成了我逼他關我，我要不要反省，我爲什麽這麽笨呢，看看有沒有什麽聰明的方法……”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作爲“歷史學家”的李敖，在用美國1932年事件來爲57年後的悲劇辯護的時候，却精心裁减了基本事實。第一，1932年，美國軍隊驅散的示威人群幷不在“華盛頓廣場”，更沒有“打槍，多少人死掉了”。美軍也沒有開槍屠殺，主要是釋放了催泪瓦斯。“巴頓用自己馬刀刀背把這個老兵砍出了華盛頓。”第二、從示威者這方面比較，情况同樣大不相同。北京發生的示威完全是和平的，其目標是追求民主和自由，而美國那裏爆發過暴力事件，由于美國共產黨的介入，要求暴力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呼聲開始擡頭。那時，不少文化人和“工人階級代表”提出了“向俄國學習”、“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的口號。紐約有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在俄克拉荷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光。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
院某委員會作證，也談到了“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在胡佛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個冬季，艾奧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爾、範布倫縣和勒馬斯等地都 因取消農場回贖權問題發生了暴動。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公開擁護共産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 、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産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裏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爲“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 中問道：“爲什麽只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 還有研究者指控：美國共產黨凑了進來，他們派出了約翰•派斯去指導老兵怎樣把事情鬧大。共產黨的介入引起了華盛頓權力層的警覺。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運動出現，有人就此評論說：在亞特蘭大等地區，出現了法西斯協會、什麼藍衣社、白衣
社、黑衣社、褐衣社，還有民兵團、民族主義黨等等。還有人口出狂言：“如果美國什麼時候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現在。”“寧可接受獨裁者統治，也不要國家癱瘓。”第三、後果完全不同。美國那裏，胡佛總統受到輿論的公開譴責，此舉當即斷送了自己的前程，羅斯福在選舉中大敗胡佛，當上第32任總統。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志乾脆駡 總統撒謊，此外，《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 和國會聽證會都對美國總統及“戒嚴部隊”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阿拉巴馬州參議員雨果`布萊克嚴正指出，“作爲一個公民，我公開抗議這種以軍國主義的方式來對待那些失業和饑餓的游行民衆的行徑。”西萊姆•約翰遜參議員直稱它爲“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然而胡佛向麥克阿瑟下達了什麽樣的命令呢：“你立即帶領聯邦軍隊趕赴騷亂之地，包圍受到影響的地區幷且就地清場，不得延誤。一切婦女和小孩應該給予照顧和友好對待。請運用一切人道手段來執行這個命令。”但是在遠東，首先是“不惜一切代價”，然後是“穩定壓倒一切”……
李敖面對北大學生對中美兩起悲劇的詮釋是歷史學的羞耻，不過這種羞耻是爲錢袋服務的。但公平地講，李敖這次演講總比在香港那裏的口腔生産運動要令人尊敬得多。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李敖北上不過是“新政”借用的卒子之一。在目前新舊政治板塊衝撞盤整、攻城掠地之際，李敖這種“體制外開明人士”大有利用價值，他可以用來“在底綫之上把問題顯明出來又不至于搞的你死我活，一損俱損”。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官方媒體在“教育、醫療、住房”這“新三座大山”上大做文章，其政治用意顯而易見；而李敖進入北大，從這最敏感的政治地帶發起向陳至立及其背後的力量的進攻，確實是“聰明”之舉。正如筆者在相關文論中所言，大學及教育領域是中國江澤民主義化最徹底的部門。然而政治與金錢的互相利用，必然將“公共知識分子”塑造爲丑角，他在這兩種力量壓擠之下，絕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尊嚴。如果試圖維護自己的尊嚴的同時又捍衛存摺的利益，就會陷入李敖這種可憐的處境。
就在李敖北大演講第二天，北京主流媒體一方面封殺李敖演講中的“敏感內容”，另一方面則一改前兩日片面追捧報道的形勢，開始出現“李敖演講不及格”、“聽衆褒貶不一”等報道。另據東森新聞報導，李敖22日上午透露，他已遭到北京方面約談，因爲21日在北大的演說讓中共台辦與宣傳部敏感。然而李敖却向媒體表演自己將繼續“辛辣如常”，不怕“情緣已盡”。然而， 9月22日，新華社轉人民網報道，李敖在京接受
訪談直言中國改變窮苦要謝共產黨。這篇報道說，知名文化人士李敖22日在北京走進電視訪談節目的攝製棚，接受電視訪談。他在訪談中說：“中國曾經經過那麽窮苦的日子，現在雖然還是會窮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謝中國共產黨！” 另外一個被新華社展出的滑稽鏡頭則是：李敖（看著自己在人民大會堂前的照片）問隨行人員：“反分裂法是不是在這裏通過的？”當得到肯定回答後，他便要求在此地留影。見到這張照片，他連聲贊揚攝影師：“拍得好！”……不過說李敖到北京確實做感恩之狀或者是真的，因爲“共產黨”（部分通過香港“鶏雛衛視”）確實改變了李敖的“窮苦狀况”。但李敖22日的諂媚，主要目的不是感恩，而是消灾（也幫助邀請他的人消灾），是爲北大演講那點可憐的勇氣的後怕幷“挽回經濟損失”。京人一句，可憐李敖。
政治趙本山已經退了。政治超女在那裏歌唱著民主。今天，文化“芙蓉姐姐”李敖來了——在他挺胸扭臀、搔首弄姿之際，“人民”得到了滿足和快感，“公告知識分子”大得安慰和嫉妒，“地主老財”們在劉姥姥身上榨取了政治利潤和娛樂消遣——只是李敖本人，正如從電視臺返回家中的“芙蓉姐姐”一樣，心地更爲荒凉饑渴。讓我們等待，更“超凡脫俗”的表演將用來掩蓋這一天爲自己賺得的新匱乏。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首發<民主中國>)
李敖這些年來因爲過于貪圖名利，幷報復臺灣那裏的私敵，不斷諂媚北京，似乎回光返照。然而，李敖自己最清楚這種道德上的墮落正在使他日益不安，他的驕傲和胡說不僅是嘩衆取寵的天性使然，也是掩蓋耻辱的技術裝備。我們首先感謝神，這位創物主將道德感或良知（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吹進了每一個人的裏面，因此他使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在做惡犯罪之後都會受到內在的譴責幷産生內疚感；這種內疚一方面通過死不認錯來掩蓋，另一方面則通過混淆是非標準和利害標準來掩蓋（如用“聰明”這個工具理性掩蓋“無耻”這一價值理性）。但所有這些掩蓋却導致了進一步的內疚——這種內在衝突永遠尋求釋放的途徑。
我不想把任何人描述爲一個完全缺乏道德意識的犯罪機器，上述的“絕對譴責”無疑構成了李敖這些年的十字架。他不可能不知道外界關于他“欺軟怕硬、唯利是圖”的批評，而且他在裏面無法真正回絕這些批評。這種精神狀態在這十幾年、幾十年裏，也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整體的精神狀態。遺憾的是，這種精神上的自我不滿，無論是大陸“公共知識分子”，還是李敖，都選擇了攻擊“價值理性”作爲自己的逃路。這種不斷向底綫放冷箭“邊打邊退”的逃脫戰術，由于可以裹挾著賤民群氓的多數聲援、互相利用而獲得表面上的勝利，但却無法真正擊敗內在的追問——上帝問那人：“你在哪里？”
很多人可能帶著嫉妒的心情看著李敖北大的贖罪之旅，幷抱怨李敖因爲海外身份這一優勢可以逃避“秦城”的恐懼。然而，李敖在北大的演講真的是洗心革面嗎？仔細研究李敖精心策劃的表演內容，你會發現一個可憐的靈魂如何在瑪門和上帝之間左右逢源却左右爲難的。我看了這演講只是爲這靈魂難過，這被世界捆綁著的靈魂不配演說自由，因爲他根本沒有自由。李敖反復强調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的演講極盡拐彎抹角之能事，一改其長期標榜的嬉笑怒駡、汪洋恣肆之性情，何等可悲。李敖是跪在北大責備丁關根的，但因爲摸到口袋裏“硬硬的東西還在”，却在每次責備出口的時候馬上用手去安慰丁關根的臉——與此同時却又拉著世界來看：我批評了，我不膽小；但緊接著，又壓低聲音用調笑去撫慰沖淡他的批評展覽可能招致的不塊……可憐李敖！
聖經上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你不能既拜上帝，又拜瑪門（財利）。“公共知識分子”既然標榜自己以真理爲念，就不能同時把名利放在真理右邊。如果想兩方面都占，結果就會出現李敖式的囚徒困境——他奢望自己能逃離猶大的悲劇，可以一邊數錢一邊享受十字架的榮耀。這種道德上的貪婪和知識上的無耻，在中國文化界具有普遍性。李敖“與衆不同”地通過“文化口淫”贏得群衆，其實這種贏得群衆的方式與僞君子們通過“聖潔”攫取注意力和賤民擁戴的伎倆如出一轍。這種上下表演，都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內疚及其自我饒恕而已。
李敖守住了他的底綫——表演自由向外在批評和內在不安聲辯，但絕不得罪地主，後者意味著各種利益。爲此他精明地做了如下技巧性安排：第一，用黃色笑話沖淡政治批評導致的緊張狀况，以取得“老不正經”因此可以信口開河的政治赦免權。這也是給地主或財主一個臺階。第二、“打著大紅旗反小紅旗”，吹捧“最高”却嘲笑“校長”——這種二醜藝術實如魯迅所言，男人看是女人扮，女人看是扮男人。第三、用“聰明”這一技術理性掩蓋“自由”這一價值理性，不僅爲坦克事件辯護，也爲自己的機會主義事業辯護，同時兼顧“自由主義事業”——然而這種兼顧完全混淆了是非，把自由主義事件解釋爲“因不够聰明所以該殺”。這一辯護不僅在事實上顛倒黑白，而且在邏輯上歸向自身——長期以來李敖所炫耀的自己遭遇的所有苦難或政治迫害，皆是因爲自己不够聰明因此本是“應該被迫害”之事。第四、通過宣傳自己很多錢捐獻給了“正義事業”來反駁外界關于他貪財忘義的批評，只是這種批評不知道是解决的問題還是把問題更深刻地展示出來了——我們無意責備一個人正當所得，但李敖近些年來的收入有不少確是“贓款”，這不是通過偶然揮金如土就可以銷贓的。第五、通過相對主義爲“坦克事件”辯護，這一點，使李敖的贖罪之旅大打折扣——瑪門再一次擊敗了上帝，這是李敖的宿命，對這一悲劇需要同情超過需要責備。
李敖用美國1932年的事件來說明“人民逼政府開槍”，“哪個國家也不能容忍人民占據中央廣場”這一道理；他說：“局面造成了我們逼他開槍，我們要不要反省，我們爲什麽這麽笨呢，看看有沒有什麽聰明的方法……” 李敖講的假道理早已經被魯迅在“3-18慘案”後駁倒了，因此不是什麽新理論。因爲按這一理論，和平抗議就成了政府開槍的充分條件了，就把“政府門前”看成了“可死之地”。因此也不能說：李敖進監獄是因爲“局面造成了我逼他關我，我要不要反省，我爲什麽這麽笨呢，看看有沒有什麽聰明的方法……”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作爲“歷史學家”的李敖，在用美國1932年事件來爲57年後的悲劇辯護的時候，却精心裁减了基本事實。第一，1932年，美國軍隊驅散的示威人群幷不在“華盛頓廣場”，更沒有“打槍，多少人死掉了”。美軍也沒有開槍屠殺，主要是釋放了催泪瓦斯。“巴頓用自己馬刀刀背把這個老兵砍出了華盛頓。”第二、從示威者這方面比較，情况同樣大不相同。北京發生的示威完全是和平的，其目標是追求民主和自由，而美國那裏爆發過暴力事件，由于美國共產黨的介入，要求暴力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呼聲開始擡頭。那時，不少文化人和“工人階級代表”提出了“向俄國學習”、“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的口號。紐約有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在俄克拉荷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光。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
院某委員會作證，也談到了“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在胡佛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個冬季，艾奧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爾、範布倫縣和勒馬斯等地都 因取消農場回贖權問題發生了暴動。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公開擁護共産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 、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産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裏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爲“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 中問道：“爲什麽只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 還有研究者指控：美國共產黨凑了進來，他們派出了約翰•派斯去指導老兵怎樣把事情鬧大。共產黨的介入引起了華盛頓權力層的警覺。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運動出現，有人就此評論說：在亞特蘭大等地區，出現了法西斯協會、什麼藍衣社、白衣
社、黑衣社、褐衣社，還有民兵團、民族主義黨等等。還有人口出狂言：“如果美國什麼時候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現在。”“寧可接受獨裁者統治，也不要國家癱瘓。”第三、後果完全不同。美國那裏，胡佛總統受到輿論的公開譴責，此舉當即斷送了自己的前程，羅斯福在選舉中大敗胡佛，當上第32任總統。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志乾脆駡 總統撒謊，此外，《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 和國會聽證會都對美國總統及“戒嚴部隊”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阿拉巴馬州參議員雨果`布萊克嚴正指出，“作爲一個公民，我公開抗議這種以軍國主義的方式來對待那些失業和饑餓的游行民衆的行徑。”西萊姆•約翰遜參議員直稱它爲“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然而胡佛向麥克阿瑟下達了什麽樣的命令呢：“你立即帶領聯邦軍隊趕赴騷亂之地，包圍受到影響的地區幷且就地清場，不得延誤。一切婦女和小孩應該給予照顧和友好對待。請運用一切人道手段來執行這個命令。”但是在遠東，首先是“不惜一切代價”，然後是“穩定壓倒一切”……
李敖面對北大學生對中美兩起悲劇的詮釋是歷史學的羞耻，不過這種羞耻是爲錢袋服務的。但公平地講，李敖這次演講總比在香港那裏的口腔生産運動要令人尊敬得多。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李敖北上不過是“新政”借用的卒子之一。在目前新舊政治板塊衝撞盤整、攻城掠地之際，李敖這種“體制外開明人士”大有利用價值，他可以用來“在底綫之上把問題顯明出來又不至于搞的你死我活，一損俱損”。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官方媒體在“教育、醫療、住房”這“新三座大山”上大做文章，其政治用意顯而易見；而李敖進入北大，從這最敏感的政治地帶發起向陳至立及其背後的力量的進攻，確實是“聰明”之舉。正如筆者在相關文論中所言，大學及教育領域是中國江澤民主義化最徹底的部門。然而政治與金錢的互相利用，必然將“公共知識分子”塑造爲丑角，他在這兩種力量壓擠之下，絕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尊嚴。如果試圖維護自己的尊嚴的同時又捍衛存摺的利益，就會陷入李敖這種可憐的處境。
就在李敖北大演講第二天，北京主流媒體一方面封殺李敖演講中的“敏感內容”，另一方面則一改前兩日片面追捧報道的形勢，開始出現“李敖演講不及格”、“聽衆褒貶不一”等報道。另據東森新聞報導，李敖22日上午透露，他已遭到北京方面約談，因爲21日在北大的演說讓中共台辦與宣傳部敏感。然而李敖却向媒體表演自己將繼續“辛辣如常”，不怕“情緣已盡”。然而， 9月22日，新華社轉人民網報道，李敖在京接受
訪談直言中國改變窮苦要謝共產黨。這篇報道說，知名文化人士李敖22日在北京走進電視訪談節目的攝製棚，接受電視訪談。他在訪談中說：“中國曾經經過那麽窮苦的日子，現在雖然還是會窮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謝中國共產黨！” 另外一個被新華社展出的滑稽鏡頭則是：李敖（看著自己在人民大會堂前的照片）問隨行人員：“反分裂法是不是在這裏通過的？”當得到肯定回答後，他便要求在此地留影。見到這張照片，他連聲贊揚攝影師：“拍得好！”……不過說李敖到北京確實做感恩之狀或者是真的，因爲“共產黨”（部分通過香港“鶏雛衛視”）確實改變了李敖的“窮苦狀况”。但李敖22日的諂媚，主要目的不是感恩，而是消灾（也幫助邀請他的人消灾），是爲北大演講那點可憐的勇氣的後怕幷“挽回經濟損失”。京人一句，可憐李敖。
政治趙本山已經退了。政治超女在那裏歌唱著民主。今天，文化“芙蓉姐姐”李敖來了——在他挺胸扭臀、搔首弄姿之際，“人民”得到了滿足和快感，“公告知識分子”大得安慰和嫉妒，“地主老財”們在劉姥姥身上榨取了政治利潤和娛樂消遣——只是李敖本人，正如從電視臺返回家中的“芙蓉姐姐”一樣，心地更爲荒凉饑渴。讓我們等待，更“超凡脫俗”的表演將用來掩蓋這一天爲自己賺得的新匱乏。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首發<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