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01 16:34:20lawnmower
【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
一個濕冷的午後，我在咖啡廳裡緩慢的翻著一本雜誌。
封面堂堂的幾個大字，標題聳動，說實在的，如果是想引起讀者興趣，我算是上鉤了。
翻到封面故事，上頭說「台灣的高等教育，正面臨空前危機。每位大學生的教育經費，比韓國、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都要低。」然後便以台灣排名第一的大學為標靶，大加批判。
整篇報導遵循商業社會的競爭邏輯，提到某些大學教授不求進步，因為學校評鑑鬆散；提到教授為爭經費做研究，包案「分贓」文化盛行、學閥林立；提到廣設大學以後，各校為了競爭，資源配置迎合市場要求，系所的發展也配合現今職場要求，「大學成了職訓所」。
雜誌一邊針砭大學迎合市場，一邊卻又暗示，解藥在於「讓大學及其組成份子，面臨更嚴苛的市場競爭。」
感覺有些矛盾。我搔搔頭，這樣就夠了嗎？年輕人的冒險、理想與不畏權勢，光靠大學的改革，就能培養出來嗎？這些年，大家多少感受到這島嶼的短視拜金，以及在精神資源上的困窘，這或許才是台灣競爭力淪喪的開始。
我沉思，是不是要有一種氣味，讓年輕的嗅覺敏銳？是不是要有一個聲音，振奮大家的聽覺而啟發靈性？是不是要有些哲學，讓我們的思考不偏廢？是不是要有些榜樣，讓所有人心嚮往之？
就在最近，有齣關於一部爛機車馱著兩個年輕流浪漢的公路電影，在全世界掀起了熱潮。
台灣也不例外，切．格瓦拉和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似乎早已在一撮知識份子當中悶燒。
看完了雜誌，我依計劃步入了電影院，並不熟悉格瓦拉，也不敢搬弄自己對於拉美革命的青澀理解，而且看電影前我老是覺得，炒作格瓦拉的人，不是基於壓榨他的剩餘價值，就是基於偶像崇拜。
但看完「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後，我居然掉了進去。
撇開「格瓦拉」那巨大的、戴著扁帽的游擊隊頭像，這是一部關於兩個乳臭未乾的波希米亞痞子，抱著對世界的無窮好奇而開始自助旅行的電影。
導演華特薩勒斯是巴西電影大將，「中央車站」替他贏得了柏林影展金熊獎及奧斯卡外語片提名的令譽，而他選擇拍攝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除了與他一貫善於處理自我找尋的題材有關外，更拉大到了整個拉丁美洲的認同層面。
薩勒斯能說多國語言，來自父親擔任外交官的家庭，因此他的童年不但不虞匱乏，更有機會周遊列國，這樣的背景讓我懷疑，他是否也曾經歷與格瓦拉一般的覺醒過程，然後自願背負上南美知識份子的枷鎖，以找尋心中的拉美原鄉為己任。
薩勒斯曾表示，自己來自一個仍在尋找跟建構自我認同的國家(巴西)和大陸(拉丁美洲)，似乎想要強調自己身為拉丁美洲人的「根性」，然而他透過電影表達的方式，卻是十足國際化，甚至有點「好萊塢化」，情節和對白安排有趣而公式化，溫情與人道主義這些好萊塢最喜歡的元素也盡皆在內，或許這跟美國資金的注入有關。許多人期待「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這部電影能像薩勒斯也參與監製的「無法無天」(City of God)一般叫得痛快、喊得大聲，結果等到的還是一部微風般的青春紀事，就像他成名的「中央車站」一般和煦，如此的令人容易下嚥。
薩勒斯不過度強調格瓦拉的憤怒與拉美大陸的黑暗，反而給你一段溫馨的旅行手記，只偶而藉由自白的方式旁及格瓦拉的內心轉變，那時的格瓦拉還是個大孩子，把書信寫回家傾訴的對象都是媽媽，十足還未完全斷奶，憤怒也才剛剛萌芽，似乎真的不必太過沉重。
這樣一個未斷奶的年輕人，是你，也曾是我，去了革命光環的格瓦拉，跟凡人本就一模一樣。
上路以後，那破爛的摩托車一路不停翻車，你會微微笑，像是尋回了少許過去的自己；而兩人一路上相互捉狹，甚至近乎偷拐搶騙，所為的只是一個單純的，把旅行繼續下去的信念，這信念隨著兩人的足跡踏遍各處逐漸堅定，成為初綻的理想。
公路電影的主角一路往最終救贖前進，格瓦拉和阿爾貝多的旅程，卻像是在見證大地與人民的苦難以後，就暫停下來了；兩人像是原地跨坐在摩托車上一邊苦思，一邊任由貧困、疾病、剝削和不公不義飄過身前，他望著一張張勞動大眾快閃即逝的臉，不同的面容裡卻有相同的困頓與疑惑，令格瓦拉自己也陷入矛盾。
情節漸次推展，從布宜諾斯愛利斯、維爾巴拉索到庫斯科和利馬，再由印加古都馬丘比丘到亞馬遜河畔的痲瘋病院，一站站的美麗風光和真實人間之外，我們終於發現，這旅程就是兩人真正歸返壯闊豐饒拉美大地的「奧德賽」，格瓦拉的疑問逐漸有了模模糊糊的解答。
有趣的是，答案仍蒙眛不明的時候，旅程嘎然而止，像是刻意契合觀者的心境。有多少人在理想仍晦澀，觀念尚待萌發的時候，能夠真正拒絕踏入成熟到腐爛的過程，而具備格瓦拉的勇氣和餘裕去擁抱土地，和形塑自己對於世界的觀點？有多少人在尚懵懵懂懂的時候，就被強迫戴上世故的面具，推上優勝劣敗的修羅場？格瓦拉的理想主義，對照台灣年輕人現今的主/客觀處境，多少是個諷刺。
所以，這部描寫格瓦拉二十出頭，與好友阿爾貝多騎機車長征拉丁美洲大地的電影，最後讓我眼眶泛紅，感傷自己的懦弱與夢想的不再，就像格瓦拉39歲的生命一般逝如朝露。
格瓦拉在日記裡提到，「海水躍動著翠白的光芒，我們則迷失在各自的思緒裡，各自把夢想的境界推展到最高的層次。也就在這時，我們發現我們的使命，我們真正的使命，其實就是永無止境地徘徊在全世界各地的公路或水路上。」
所以電影與原著的中文譯名，其實大可不必加上「革命前夕」四字，因為定義青年格瓦拉的，不僅只是他以後的革命大業而已，因為除了格瓦拉代表的格局與膽識，他那不滿於現狀而投身改善「公領域」的熱情，絕對是我們這國家的青年成員所應具備的。
「自由」、「公義」、「好奇」、「無懼」、「悲憫」，這些就是格瓦拉幾十年前上路的時候，行囊裡裝滿的東西；至今他仍在路上，大把大把地將這些向外灑，灑向那些對生命，對世界有不同想法的年輕靈魂。
我們準備留給下一代的，可千萬不要漏掉了這些。
封面堂堂的幾個大字，標題聳動，說實在的，如果是想引起讀者興趣，我算是上鉤了。
翻到封面故事，上頭說「台灣的高等教育，正面臨空前危機。每位大學生的教育經費，比韓國、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都要低。」然後便以台灣排名第一的大學為標靶，大加批判。
整篇報導遵循商業社會的競爭邏輯，提到某些大學教授不求進步，因為學校評鑑鬆散；提到教授為爭經費做研究，包案「分贓」文化盛行、學閥林立；提到廣設大學以後，各校為了競爭，資源配置迎合市場要求，系所的發展也配合現今職場要求，「大學成了職訓所」。
雜誌一邊針砭大學迎合市場，一邊卻又暗示，解藥在於「讓大學及其組成份子，面臨更嚴苛的市場競爭。」
感覺有些矛盾。我搔搔頭，這樣就夠了嗎？年輕人的冒險、理想與不畏權勢，光靠大學的改革，就能培養出來嗎？這些年，大家多少感受到這島嶼的短視拜金，以及在精神資源上的困窘，這或許才是台灣競爭力淪喪的開始。
我沉思，是不是要有一種氣味，讓年輕的嗅覺敏銳？是不是要有一個聲音，振奮大家的聽覺而啟發靈性？是不是要有些哲學，讓我們的思考不偏廢？是不是要有些榜樣，讓所有人心嚮往之？
就在最近，有齣關於一部爛機車馱著兩個年輕流浪漢的公路電影，在全世界掀起了熱潮。
台灣也不例外，切．格瓦拉和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似乎早已在一撮知識份子當中悶燒。
看完了雜誌，我依計劃步入了電影院，並不熟悉格瓦拉，也不敢搬弄自己對於拉美革命的青澀理解，而且看電影前我老是覺得，炒作格瓦拉的人，不是基於壓榨他的剩餘價值，就是基於偶像崇拜。
但看完「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後，我居然掉了進去。
撇開「格瓦拉」那巨大的、戴著扁帽的游擊隊頭像，這是一部關於兩個乳臭未乾的波希米亞痞子，抱著對世界的無窮好奇而開始自助旅行的電影。
導演華特薩勒斯是巴西電影大將，「中央車站」替他贏得了柏林影展金熊獎及奧斯卡外語片提名的令譽，而他選擇拍攝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除了與他一貫善於處理自我找尋的題材有關外，更拉大到了整個拉丁美洲的認同層面。
薩勒斯能說多國語言，來自父親擔任外交官的家庭，因此他的童年不但不虞匱乏，更有機會周遊列國，這樣的背景讓我懷疑，他是否也曾經歷與格瓦拉一般的覺醒過程，然後自願背負上南美知識份子的枷鎖，以找尋心中的拉美原鄉為己任。
薩勒斯曾表示，自己來自一個仍在尋找跟建構自我認同的國家(巴西)和大陸(拉丁美洲)，似乎想要強調自己身為拉丁美洲人的「根性」，然而他透過電影表達的方式，卻是十足國際化，甚至有點「好萊塢化」，情節和對白安排有趣而公式化，溫情與人道主義這些好萊塢最喜歡的元素也盡皆在內，或許這跟美國資金的注入有關。許多人期待「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這部電影能像薩勒斯也參與監製的「無法無天」(City of God)一般叫得痛快、喊得大聲，結果等到的還是一部微風般的青春紀事，就像他成名的「中央車站」一般和煦，如此的令人容易下嚥。
薩勒斯不過度強調格瓦拉的憤怒與拉美大陸的黑暗，反而給你一段溫馨的旅行手記，只偶而藉由自白的方式旁及格瓦拉的內心轉變，那時的格瓦拉還是個大孩子，把書信寫回家傾訴的對象都是媽媽，十足還未完全斷奶，憤怒也才剛剛萌芽，似乎真的不必太過沉重。
這樣一個未斷奶的年輕人，是你，也曾是我，去了革命光環的格瓦拉，跟凡人本就一模一樣。
上路以後，那破爛的摩托車一路不停翻車，你會微微笑，像是尋回了少許過去的自己；而兩人一路上相互捉狹，甚至近乎偷拐搶騙，所為的只是一個單純的，把旅行繼續下去的信念，這信念隨著兩人的足跡踏遍各處逐漸堅定，成為初綻的理想。
公路電影的主角一路往最終救贖前進，格瓦拉和阿爾貝多的旅程，卻像是在見證大地與人民的苦難以後，就暫停下來了；兩人像是原地跨坐在摩托車上一邊苦思，一邊任由貧困、疾病、剝削和不公不義飄過身前，他望著一張張勞動大眾快閃即逝的臉，不同的面容裡卻有相同的困頓與疑惑，令格瓦拉自己也陷入矛盾。
情節漸次推展，從布宜諾斯愛利斯、維爾巴拉索到庫斯科和利馬，再由印加古都馬丘比丘到亞馬遜河畔的痲瘋病院，一站站的美麗風光和真實人間之外，我們終於發現，這旅程就是兩人真正歸返壯闊豐饒拉美大地的「奧德賽」，格瓦拉的疑問逐漸有了模模糊糊的解答。
有趣的是，答案仍蒙眛不明的時候，旅程嘎然而止，像是刻意契合觀者的心境。有多少人在理想仍晦澀，觀念尚待萌發的時候，能夠真正拒絕踏入成熟到腐爛的過程，而具備格瓦拉的勇氣和餘裕去擁抱土地，和形塑自己對於世界的觀點？有多少人在尚懵懵懂懂的時候，就被強迫戴上世故的面具，推上優勝劣敗的修羅場？格瓦拉的理想主義，對照台灣年輕人現今的主/客觀處境，多少是個諷刺。
所以，這部描寫格瓦拉二十出頭，與好友阿爾貝多騎機車長征拉丁美洲大地的電影，最後讓我眼眶泛紅，感傷自己的懦弱與夢想的不再，就像格瓦拉39歲的生命一般逝如朝露。
格瓦拉在日記裡提到，「海水躍動著翠白的光芒，我們則迷失在各自的思緒裡，各自把夢想的境界推展到最高的層次。也就在這時，我們發現我們的使命，我們真正的使命，其實就是永無止境地徘徊在全世界各地的公路或水路上。」
所以電影與原著的中文譯名，其實大可不必加上「革命前夕」四字，因為定義青年格瓦拉的，不僅只是他以後的革命大業而已，因為除了格瓦拉代表的格局與膽識，他那不滿於現狀而投身改善「公領域」的熱情，絕對是我們這國家的青年成員所應具備的。
「自由」、「公義」、「好奇」、「無懼」、「悲憫」，這些就是格瓦拉幾十年前上路的時候，行囊裡裝滿的東西；至今他仍在路上，大把大把地將這些向外灑，灑向那些對生命，對世界有不同想法的年輕靈魂。
我們準備留給下一代的，可千萬不要漏掉了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