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早到晚一直照、一直照…我不喜歡…嗚…。」一個小女孩哭聲清晰，低頭看報的我，略略抬起眼角，瞄了一下電視。

「這些記者是豬嗎？」老弟不禁罵聲起來。我聽他一罵，心裡有個譜了，本想開口說些甚麼，最後，還是低下頭來。

不是記者，但在大學裡受過四年新聞教育，我的欲言又止，是不是可以多少映照出，原本在民主國家應享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新聞從業人，現今在台灣的道德困境？

普吉島劫難歸來的小朋友，在獲救以後，算是遠離了大海嘯的磨難，但另一種形式的「鋪天蓋地」，又隨之而來。

根據報導，小朋友在災區被發現時異常勇敢，不哭也不鬧；倒是回到國門，見到外公來接機，竟就這麼哭將起來，原以為是骨肉至親終於相見的感動，小嘴裡抱怨的，竟是上面那段話，外公只得告訴小妹妹，「就讓他們拍一下吧，沒關係，沒關係……」。

在機場的記者，應該也早就習於良知與所謂新聞工作間的矛盾與掙扎，只是這次，是位剛剛與至親死別，與鬼門關擦身而過的六歲小女孩，而且讓她哭號的，不是海嘯，不是媽媽失蹤，而是咱這個號稱「民主櫥窗」的國家裡，自認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記者先生小姐們。

真有必要這樣採訪嗎？早已有太多人探討與撻伐這種取得新聞的方式，商業競爭過頭的不成熟媒體環境，讓手握「第四權」的媒體，忘了自己應盡的義務，成為社會共犯結構的一部分。記者缺乏對他人人權的尊重，有的只是商業競爭體制下，個人被賦予任務是否達成的重度焦慮，這種焦慮，再怎麼用「知的權利」外衣掩蓋，都昭然若揭，因為人們終會明白，記者越是不斷替大眾主張「知的權利」，人們被剝削、被人中飽私囊的感覺就越強烈。

甫去世的美國知識界良心蘇珊．桑塔格曾提到，「攝影鏡頭比外科醫生還能層層卸除真實，讓我們從而看到沒有痛苦的貧窮、沒有焦慮的死亡」，「因此離真實的經驗、情感愈來愈遠。」大眾或許無力也無心對觀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多所思考，但是新聞記者帶給我們的影像與照片，究竟是記錄了災難，還是製造了災難？每天24小時對災難的聚焦，暫時挑起了觀看者的內心的澎湃激昂，但是攫取這些災難同情之邊際效益的媒體，是不是也會扮演磨掉大家同情心的幫凶？

做為這樣的社會裡的一員，桑塔格像是在告訴我們不該被動無奈，而應該積極去思考一些問題，「旁觀他人的苦痛究竟是為了謹記教訓，還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邪淫趣味？」「觀看這些凶劫的影像，究竟是要令我們堅硬一點以面對內心的軟弱？還是令我們更麻木？」

由這樣的角度視之，似乎媒體亂象的緩解，有一部分還是必須由大眾的覺醒做起。可惜在台灣，這樣的目標還在遠方，媒體的惡名也暫時無法消失，畢竟「社會亂象由自省做起」的論調，在缺乏同理心、敵我意識過於突顯的台灣，能有多大音量，令人十分懷疑，搞不好還會被譏笑為老掉牙或陳義過高呢。

這次的世紀災難，透過宗教和民間團體掏掏腰包，貢獻人力救災，集體的善性不應被抹滅，然而，這某種程度上也是將災難視為某些「惡」的必然結果，並藉此突顯這些事物與自己的道德距離，大家便能心安理得地繼續活下去，至於是否要漠視或正視一些問題，想必還是不會比每日填飽自己肚子來的重要，因為該反省的是別人，對於問題的理解，就變得事不關己了。

倘若如此，那鴻海假扣押工商時報記者薪水的事情，有不少人站在大財團一方痛罵記者和媒體，也一點都不奇怪，畢竟某些主跑相關路線記者的惡行惡狀，也繪聲繪影。

我在老弟面前的尷尬，想必也還是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