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體制的崩盤

　　不久前，電視的政治脫口秀節目經常有一句形容當下台灣教育現況相當傳神且充滿戲謔的的說法，「博士滿街跑，碩士賤如狗，學士當扒手」。在此看來，台灣似乎邁入高學歷的時代，這照理說也是符合所謂世界潮流的趨勢，也就是『知識經濟』的現況，但是，許多事情並未因此而改觀，反而在我們所處環境當中，「知識」這一個古老而連續的傳統演化成一種不僅限於窮究人類生命價值與思索的工具，而是可以轉化成利益交換或以價值衡量的時代，一切以消費的型態作為作高的指導原則。那麼，作為生產「知識」的大學教育在各方面的內外部壓力所產生的角色定位放在社會體系的脈絡當中，已經失去純粹知識的供應和培養，反而是為了謀求社會產業的經濟脈絡加以形塑，更甚者，大學已經失去作為社會良知的矯正者的角色。

　　從黃凡的小說《大學之賊》裡的虛構與現實中，教育體制竟然如此不堪入目而且充斥著價值混亂，其實也同時體現當前台灣教育體制的崩盤和亟待整合的現實狀況。從任何角度上來說，黃凡採取以寫實的手法完整地將教育體制狠很搧了一巴掌，並且震天價響，只能說，這一巴掌打得身處於現代教育體制所培養的所有人恍然大醒。作者對大學的定義如同一個具有身命的個體，「每一所大學都是個有機體。因此它會吞噬，也會排泄，會打嗝，還會放屁。」文字中，大學儘管是個有機體，不過這一段話也同時告訴所有讀者，大學是不具備生命特質的「它」持續運作著，也就是以機械性的不斷生產、類似工廠單一化的標準模式存在、另外也抽離掉人性價值，這是非常突兀與充滿矛盾的巧妙手法。因此，儘管大學如有生命的個體一般，會放屁、打嗝等，在作者的思想體系中也同時兼備具有行屍走肉的性格。它，確實以巨大的實體存在，但是也同時如死屍一般。這便是黃凡要批判的重點。因此，在前言部分開宗明義地宣示道，「教授是淹死的——他們不諳水性，卻跳入智慧之海……學生則是脹死——他們欠缺衛生常識和不知細嚼慢嚥的道理，卻塞入了太多不易消化、或是過期的、或是速食的知識，肚子便一天天鼓起，最後發出『砰！』的一聲巨響，炸開了！」如此寫實又駭人的描述將學者與學生所扮演的知識份子角色完全掃地。這讓人聯想到元朝受蒙古族統治的中國社會階層當中，當時文人的地位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此刻文本對應社會脈絡下，知識份子呈現出歷史的迴光反照，只是時代的時間落點不同罷了。


　　權力的自我膨脹

　　文本內通篇要處理的另一項主題：權力。

　　主角丁可凡在成就大學內哲學系任教，卻形成他所開的課程沒有人選課的窘境。學術象牙塔內似乎已經呈現一片死寂的狀態，尤其是他所處的私立大學。因此，「我」亟需尋找人生事業的版圖擴張，從內容上來說，權力的鋪陳由內而外三個層面的同心圓輻射狀態擴散：學術的場域、民間的場域、國家的場域。這無疑是主角丁可凡對身處的學術機構產生焦慮進而做出的反射。

　　在學術的場域，「我」透過選課的學生（也是當初唯一的學生）葉天送家中所開設的神壇，揉合本身東西方哲學的概念加以將觸角延伸到教育體制外，並且將之合理化，透過學術單位（代表的是嚴謹的思考邏輯模式）的運作將民間的神壇宗教機制予以納入，彷彿宗教藉由學術單位的另一種層次加持即可以揭開其神秘面紗，不至於落入裝神弄鬼、毫無科學根據的俗套。至此，學校內成立「大學神壇」，而這也是初嚐權力的開端，丁可凡說，「生平第一次，我品嚐到『領袖』的滋味，竟是如此的溫馨、如此的甜美」。所謂甜美，指涉的是「我」已經跳脫校內的層級、人事鬥爭的階段，那些東西「我」根本沒放在眼裡，那對他而言是茶壺裡的風暴。緊接著，作者想像力的極力發揮之下，「我」的身份地位也逐步向外擴張，也就是民間場域的吸納運用葉天送父親葉先的「寶光堂」，拜師學藝、開光點眼，彷彿一位原先接受完整邏輯訓練的哲學系教授迅速切換身份變換成降神扶乩的道長。另外又發起反墮胎運動與結合校外學生社團的「青年社會進步黨」發起反美入侵伊拉克的示威……一切的場景以貼近台灣現狀加以光怪陸離發揮、虛實交叉。凡此種種，皆是我們現實所處環境的SNG電視新聞現場連線報導，以文字的方式代替畫面的處理，不斷地湧現在讀者的面前。而這種急速上升的權力讓「我」目眩神迷以致產生自我膨脹的幻覺，世界因我而主宰，「我就是王中之王，神中之神，我就是光、我就是愛、我就是真理和生命。」

　　最終，當神壇召開信徒大會（全台分壇二十處，信徒三十萬）的齊聚場面一如政治人物的造勢大會時，「這無疑的是本人有生以來最為風光的一天——與國家元首平起平坐，我稱他『總統先生』，他則稱我『教主先生』，『教主』這兩字出自元首口中，等於獲得國家肯定………」政教不分與權力的交合，在此處在作者筆下呈現醜陋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