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老師題目所講的：觀影者的自我歷史、與被敘說者自我的歷史、與導演的歷史，再對應到上禮拜放的樂士浮生錄，然而我的腦海浮起的卻是無米樂。

對於樂士浮生錄，幾分鐘的片段裡，並沒有給我很立即的衝擊 (不過我還是有想看完的慾望就是了...) 那麼，為什麼我會想起無米樂呢?

無米樂是今年去參加營隊的時候，主辦單位放給大家看的。大家在觀看的時不時爆出大笑 而我看完之後，跟我身旁的同學說了一句「這個地方跟我家好像喔 」 而她則回了我一句 「我家就在後壁阿，這地方離我家沒多遠」

其實在看無米樂的時候，我的心情很複雜。 一方面是因為太熟悉，從自然的田野風光到那些阿公阿媽的對話模式，這個場景幾乎就是我家那個小村子的翻版。但另一方面，其實我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時無刻都在抗拒我的家庭，然而， 看完無米樂，我才恍然驚覺，在我逃避的同時，是否我從未離開過?(還是說我跑的不夠遠!?)

當時看無米樂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太多，只是很單純的覺得這是一部很熟悉親切的片子，對我而言。然而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親切感從何而來呢?只是剛好我家跟電影裡的場景很像，所以我看了能夠感同身受嗎?但，好像也不盡然是如此，畢竟我離所謂的農耕時代已經很遙遠了。我身旁的環境又與二十年前的鄉村其實也不盡相同了， 而這些阿公阿媽的感受，是否只有同時代的人們才能了解呢?

那麼紀錄片的那隻眼究竟要往哪裡看去? 是不是，導演在拍攝的同時，其實是一種權力的展示，關於我們觀者與導演之間的解讀，則是另一場權力角逐的競技。觀者以為的真相與導演釋放的訊息總是不成比例的， 那麼鏡頭下的人呢?他們被安排好該出現在哪一個時間點作哪些事情，在導演希望看到觀眾的笑聲或是淚水的前提之下，這些人似乎成了最弱勢的一群。即使是紀錄片，被訪者的言談行為也是被拼剪起來的。是不是，紀錄片的導演最好要像是隱形人般，讓受訪者幾乎感覺不到導演的存在，是不是這樣才是一個比較客觀且真實的呈現呢? 而從這裡來看，相較於電影，戲劇似乎是一個較自由的形式，劇場的演員在演出的時候是連續不間斷的，然而電影卻是剪接過後的呈現。班雅明在《迎向靈光奔逝的年代》提到「原則上，劇場有一定的位置方向，只要站對了位置，表演即可產生幻象。電影製片廠就不可能如此，因為電影經過了段落剪接後，只能造成二度化的幻象。換言之，片場內的攝影機深深進入現實本身，如果想還原現實的純粹性，並去除攝影機介入其中後所構成的怪異體，則必得訴諸於特別的程序：如變換各種拍攝角度，或者將同類影像剪輯接合等等。去除了攝影機所加進去的東西後，其中的現實比一切都更假，在機械的國度裡，這樣直接捕捉的現實從此有如一朶藍花(稀世的藍色蘭花)。」 班雅明隨後再言，電影的特性與戲劇在此形成了明顯的對立，如果和繪畫的特性相比，將會有更豐碩的發現。

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分野似乎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電影所追求的美學不再單純從紀錄或劇情來區分，因為我們所見的皆是再造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