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上)

——龍應台，請你放過台灣，你那種「傳統」只是你個人（寫作）「生存」的必要，請讓我們台灣繼續「閉塞」，維持「內向性」不變，這樣才不會跟「中國」一樣！如果沒有親中國媒體的搗蛋，我們就能用我們台灣的特色吸引國際的注意，得到國際間政治文化的認同，這才叫做台灣已國際化。

　——台灣有根嗎？
　漢人來了驅趕原住民
　日本人來了壓榨大家
　外省人來了又壓制本省人
　民進黨來了反壓制外省人
　無止無息地破壞得來不易的傳統

　——一群來自世界各國的高中生夏令營，有一晚要表演各國傳統婚禮服飾。我就在想，台灣跟大陸會撞衫嗎？結果是大陸學生穿了傳統中國新娘服，而台灣學生穿了原住民的服飾，表演的是原住民的甩頭舞；那個當下，我愣住了……我對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身份給搞糊塗了。

　——國際化難道只是政府的事
　還是政府反而是國際化最大的障礙
　在十分明顯的民粹主義下
　政府掌握了媒體的「議程」
　將許多垃圾文化訊息強行置入行銷到我們的眼睛？

　——我在學校教書
　驚覺老師們的本土化速度比國際化速度更快
　部分原因來自於對台灣化的高度支持甚至於對中國化的反感
　我想這更是我們國際化的危機來源之一

　——我是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常住的外省人第二代。我的先生全家原是二二八以來自認有悲情因子的台南人，因為大陸開放，外商建廠大陸而前往他們認定殺豬拔毛假想敵的對岸上海；奇妙的是，敵意不再，國際視野大鳴大放，嚷著台灣太狹隘、太短淺，台灣的未來會被民進黨的教義給吞噬。

　——您這篇文章道盡了身為台灣中堅份子心中長長的無奈。我們家不看新聞，孩子不補習，不管九年一貫，只管待人接物，只希望他們能獨立思考……如何自救呢？好像除了自保以外，什麼也沒得做了。以前我很反對移民，現在我努力賺錢找機會離開。台灣之大，卻沒有我容身之地的感覺。很無奈，很難過……

　——朋友轉來您的文章，讀後鼻子發酸，只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喊幾聲。

　——我在美國長大，為了文化認同而選擇回到台灣；沒有想到，我回到了一個文化模糊的地帶……在美國時我有很多韓國朋友，他們很團結，以自己的文化為榮，篤定地認為自己代表韓國的未來。這種自我意識在台灣的青年人身上就完全沒有。台灣，台灣是什麼呢？我不是美國人，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麼，我是什麼呢？

　——拜讀您的文章，我有陣陣心酸湧上心頭，心酸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在朝者總是無力，眼明者總是在野。

　——我七年級。當我開始發現這個島嶼的人們逐漸在走向一種瘋狂的同時，我暗自躲在書齋裡，啃食一本一本的書籍，最後了解到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智慧和價值觀也要被殺伐扭曲……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太鳥政治也不太鳥新聞更無意關心遠方的他鄉正在發生什麼。誰關心什麼文化傳承，誰關心什麼社會是否更好？您的文章寫得好沒話說，我們看了也深表同意卻也深表遺憾——我們幾乎都未嘗試就直接選擇放棄了。不知這是否也算我們這一代的悲哀？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　想起飛……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　更加辛苦　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 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 ——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

　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 年代，明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 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