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為什麼在過去幾百年當中，有些國家會快速發展起來，成為現在的高所得已開發國家，而其它許多國家的發展都與這些已開發國家有相當差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史大師諾斯 (North) 認為，關鍵之一就在於「國家的兩難」—缺乏強而有力的國家權威，市場經濟難以高度發展；但是強而有力的國家權威也會帶來政治團體濫用強制力，壓迫企業家與箝制市場競爭的風險。

為什麼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強而有力的國家加以配合？這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基礎在於自願交易，而交易會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人們在交易中，可能因為無法得知充分資訊，或因為無法有效監督契約的履行，受到交易對手的欺瞞或違約而蒙受損失。

在傳統社會中，為了降低交易對手欺瞞不實或不履行契約的風險，通常會依賴建立在人際關係之上的長期交易關係。因為交易雙方彼此熟識，也知道彼此都不願意為了貪圖一時的利益而損失長期交易所帶來的好處，交易的可靠性就會大幅提高。

無論如何，如果只依賴建立在人際之上的長期交易關係，人們可以選擇的交易伙伴、可以拓展的交易網路、可以發展的契約類型就會受到嚴重限制，也無法充分享受專業分工與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好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需要「公正而有力的第三者」，也就是現代國家，來監督與裁判契約的履行。

為了確保監督與裁判能夠落實，國家需要具備有效的強制能力，所以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徵之一，就在於民間社會的去武裝化，而國家相對於個人或任何民間組織，都具有絕對優勢的武力。但是如此一來，也就帶來政治人物或組織濫用國家絕對優勢的強制能力，透過收賄、貪污、管制、沒收財產等方式，牟取自己利益的風險。這些行為都會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嚴重限制經濟的發展。能不能在國家擁有優勢強制力的同時，又能透過民主制度，有效監督與約束國家行使強制力，就成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能不能現代化，能不能高度發展的重要分水嶺。

奇美董事長在三月二十六日發表支持所謂反分裂法的聲明，明顯是受到政治力脅迫所為。這顯現出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國家權力不受民主制度節制，隨時可以為了政治上的企圖，背棄所謂「保護台商」的承諾；國家不只背離「中立裁判者」的職責，甚至帶頭示範機會主義的行為，帶頭破壞對於契約與誠信的尊重。今天共產黨可以在統一祖國的神聖之名下脅迫企業家，明天就可以用其他的名目來勒索要挾企業家。在這種獨裁政黨可以不受節制的脅迫企業、國家可以帶頭恫嚇企業的社會，我們很難想像它要如何突破諾斯所說的「國家的兩難」，而達到富裕的境界。台灣的大企業，如果不顧「危邦不入」的古訓，要到這樣的地方進行長期投資，主動把自己的喉嚨送到不知何時會勒緊的紅色巨靈手邊，恐怕也只有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