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g my hat from me yeh.
swirling whirling gust of wind,
blowing it higher away.

ma 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我們這些年輕人，尋求一種政治體制，能夠節制權勢者，保障百姓的利益和安全，但是百姓卻追隨權勢者；當權勢者鎮壓我們時，還在精神上侮辱我們。我那時體會到魯迅在寫《藥》時的悲涼心情。這種愚昧、勢力眼和庸俗，使得我很痛苦。我們真好象是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在我看來，當時的國人比華老栓還要無情。華老栓為了治療孩子的疾病不得以讓孩子吃烈士之血浸透的饅頭，而且他不理解烈士。但是，現在的國人是在清楚明白事實和道理的情況下，故意侮辱為他們權益而被迫害的人。

那時，我很痛苦，經常喝得酩酊大醉。

許多中國的年輕人都曾碰到過這種理想遭遇現實的痛苦；多數人沒有走過這些精神坎坷，在現實中泯滅了理想；少數人走向自我封閉，其中的有些人過著雙重人格的生活，在閱讀和小圈子中繼續陶醉在理想中，在現實中則世故或庸俗地活著；還有極個別的人走向絕路，在不知道有彼岸時竟然不想在此岸活著了。那時沒有宗教，中國沒有任何社會制度化的設施可以收留這些痛苦的靈魂。只有當你能品味出這些精神荒原上遊蕩的孤魂野鬼的痛苦時，你才能理解，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大陸出色的年輕人會走向宗教。

由於我的理想與現實差距之大和付出之慘重，我所經歷的這種痛苦比別人更深重。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須要走出這個思維和心靈的死胡同。否則，我會死的。那些年，我拼命閱讀、遊歷、觀察、思考和與朋友討論、爭辯和切磋，最後走出了這個絕境，而且沒有喪失過去的理想、信念和熱情。這裏不是詳細回顧心路歷程的場合。我現在的看法是，

第一，政治是現實中人的博弈。這種博弈的規則和品質是人創造和選擇的。無論從什麼標準看，現實中的人性對博弈的作用有好有壞。你既可以適應博弈的現行規則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也可以依照自己的珍惜的標準犧牲自己的利益去改進博弈的品質。你可以選擇後者，這是你的選擇；但是千萬不要以為別人也會這樣認為或者這樣做；夜壺要要求別人要有良心地追隨你一樣地做；更不要因為別人與你不一樣而痛苦或失落。

第二，當你選擇為了社會的利益去犧牲自己時，不要祈求受惠者感恩，更不能期待受惠者會在艱難時刻支持或幫助你，也不要以為以後會有什麼報答、獎賞和報應。你是因為自己的良心判斷作出的選擇。如果當這些沒有時，你感到痛苦、絕望和放棄，那你就沒有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你不是為了那些你為之奮鬥的價值而作出的選擇，而是為了社會評價。這其實是一種被某種心理機制精心偽裝後的虛榮。

第三，當你知道人性的弱點和局限，當你發現大多數人並不支持或幫助你，甚至會踐踏你，當你知道沒有善惡報應時，你仍然可以覺得你的奮鬥是美好的，你仍然可以有浪漫和灑脫的情懷去堅守自己的信念。但你不是為了他人的看法去選擇的，人數多少不是對錯和品質的標準；對錯標準都只能是出自你自己的心性和理解。只有道成肉身的精神境界，才能享受到某種為他人犧牲的愉悅和快樂。因為你是為了一個與你不一樣的群體過上更美好的生活而進入他們、為他們奮鬥，但不期待他們的準確理解和公道評價。

1984年，當我完成這樣的轉變後，我覺得我成熟了。開始遊刃有餘地在這個世界中游走和奮鬥。《草帽歌》不再是我最牽腸掛肚的歌曲。另一首歌曲成為我的偏愛。這就是《出塞曲》！你可以在這裏找到這首歌：http://au.youtube.com/watch?v=D2_g20jJ5tE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我在原子能研究所。1982年我從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那裏。本來，出於擔心我的政治能量，教育部想把我分到邊遠地區的核事業基地，但是北京大學領導拒絕政治迫害，把我分到了北京遠郊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當時這是中國最大的研究所，我可以與來自幾十所高校的幾百位元學生組織各種活動，我們掀起的風潮，衝擊和改造了這個研究所中傳統的軍工保密單位特有的古板文化。就在我們的鬥爭剛剛達到目的，一位元北大校友來到我的房間，想讓我聽一首歌，他說，如果這首歌不能激動我，我就不是男子漢。我從來都是一個容易被這類言辭刺激得意氣風發的人。當他用五音不全的嗓音唱起這首歌時，我立即從那雜亂的噪音中聽到英雄情懷中特有的激越旋律。我真的激動了。我立即覺得，這是我的歌。

            請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
            請用美麗的顫音輕輕呼喚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那只有長城外才有的清香
             誰說出塞歌的調子太悲涼
             如果你不愛聽
             那是因為歌中沒有你的渴望

             而我們總是要一唱再唱
             向著草原千里閃著金光
             向著風沙呼嘯過大漠
             向著那黃河岸啊陰山旁

             英雄騎馬闖
             騎馬榮歸故鄉

我被告知，這首歌最初是29軍大刀隊收復盧溝橋時唱的歌。後來，蔣介石的軍隊唱這首歌，勵志反攻大陸。再後來，這首歌成為臺灣校園歌曲，表達自認為根在大陸的青年人的思鄉情緒。我從沒考證過這些傳聞是否是事實，因為我喜歡在這樣的背景中理解這首歌。就像我從來不願意放棄在童話的境界中理解我小時候聽到的傳說一樣。即使歷史和人文知識早就讓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仍然執意裝傻。我一直認為，只要傻得有境界，就可以創造歷史；人世間的許多新事物，不是在正確的理解基礎上被發現的，而是在傻乎乎的誤解產生的精神力量—信念和宿命感-- 的驅動下創造出來的。

其實，我並不關心《出塞曲》的背景中的政治內涵，而是喜歡體會那種男子漢出生入死地為自己珍惜的事業和理念出征的情懷，那種敢入險境、氣吞山河的氣概，那種艱難拼搏、縱橫馳聘的風采，那種九死一生、百戰凱旋的信念。出塞曲其實是一張男兒簽下的生死軍令狀；寄託著男兒的承諾和信念！我堅信，我那時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一次出塞遠征，一次拓展中國潛力新邊疆的出塞遠征，也是挑戰人生極限的一次出塞遠征。我以此歌明志，簽下人生的生死軍令狀！

於是，我學會了這首歌，並且到處唱。我的朋友也都認為，這首歌很象我。至今，我的朋友在北京還把這首歌當作是我的化身；當他們外出郊遊和聚會時，總是高唱這首歌。流亡中的朋友也說，我的嗓音並不好聽，但是我的這首歌很動人。其實，我已經改造了這首歌。1983年我聽到《出塞曲》，是銀霞唱的。她唱得有些哀婉，我則唱得悲涼和豪邁。後來，我還聽到張清芳和蔡琴唱。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她們把這首歌處理成都市青年在旅遊時的一種懷舊思緒。我認為，去掉了那種生死狀中的悲涼和豪邁，《出塞曲》就沒有了動人魂魄的魅力。

恰在此時，中共中央決定改革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這個改革給了人們機會，去開發獨立資源去推動一些民辦事業並推動社會輿論甚至政府思維的變化。於是，我唱著《出塞曲》辭去了公職，砸掉鐵飯碗，奔赴武漢，試圖創造這樣的促進中國進步的民間支點。因為京城政治控制嚴格，而武漢當時引領天下的改革風氣。我唱著《出塞曲》，在武漢試圖創辦一所新時期的黃埔軍校。我唱著《出塞曲》，以武漢為中心，走南闖北，深入底層，憑著一首歌和一杯酒，廣交天下豪傑。1986年，當中國公安部嚴令湖北公安廳和武漢公安局將我逼回北京，我唱著《出塞曲》，與其他朋友合作，創辦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獨立民間智庫群體，有研究、教育、出版、媒體、民意調查、高科技開發等機構，我們可以製造輿論熱點，影響公共決策，推動校園學生運動。那時真有心想事成的感覺，只要想投入精力，就可以做成事業。

許多朋友，就是聽我唱完《出塞曲》，對我產生終生的信任。從北大著名憲政專家龔祥瑞到我今天一起流亡的摯友。龔祥瑞是你們臺灣當年權傾天下的王升的老師和推薦人。1989年我坐牢後，也是唱著《出塞曲》，維護自己的權利，將國際政治犯的保護機制引進中國。1993年我在一次持續58天的絕食抗爭中，每天被勞改部門兩次強制鼻飼。每當流食管從鼻子經由喉管插入胃後，我都感受到流食管摩破鼻內粘膜造成的劇痛，眼前發黑，涕淚滿面。但是，只要流食管一到位，我就高歌《出塞曲》。此舉乖張至極，甚至讓在場的勞改局的幹部都禁不住流淚。

1994年4月23日，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要求下，我被從關押地點直接送往美國。從地理意義而言，這次是真的出塞。然而，我卻失去了出塞曲中的豪情，而是另有一番沉重感。出國後，我基本上不再唱出塞曲，因為這種沉重感使得我第一次體會到豪情在精神領域的限度和局限。這種沉重感來自一種直覺，我需要重新建立人生的坐標系。

出塞，本來是愛國、衛國和開國的遠征，但我出國卻不是遠征，而是流亡。我流亡的國度，是一個比我的母國有許多技術、制度和文化的進步優勢的地方。此刻，我連蘇武牧羊的感覺都很難找到。蘇武是在大漠風沙中，茹毛飲血聽胡笳時，思念溫柔富貴鄉的祖國，那種思念不僅是心理上的懷念、而且伴隨著生理上的衝動欲望。我知道，在沒有澄清我當下的流亡情境與我終生奮鬥的使命的關係時，我無法再有出塞曲中的那種豪情。在陌生的異國他鄉，我滿懷抱負卻感受到失重的無力。誠如阮志明所說，流亡者得到了免于恐懼的自由的天空，腳下卻沒有了發力所需要的作為支撐點的堅實的大地。

後來，我給自己的海外生活找到一個在終生使命中的適宜的定位，我可以從比較政治的角度考察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爭取讓中國未來的轉型更平穩和順利。那時，人們堅信，1989年被鎮壓的民主運動，會在鄧小平這個強人死後再度復興。但是，1997年鄧小平去世，中國沒有發生預期的轉型。這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因為根據我的理解，中國沒有發生轉型的原因是，中國精英政治心態過於保守。而批判性地分析這種心態，在與這種心態的爭論中維護和發展憲政民主理論，在海外都比國內更有優勢，無論是制度空間上還是資訊資訊上，這種優勢都很明顯。於是，我去哥大攻讀政治學博士，修課方向是比較政治轉型和政治理論。2000年我通過大考，表明我基本掌握這一領域的知識。我的博士論文就是考察中國大陸的政治新保守主義的緣起、發展和走向。我的計畫是，在完成博士論文後，接著就通過比較政治實踐和理論，清算新保守主義；畢竟，新保守主義的主要理論和依據，都是其他國家出現過的。

按照我的設想，當我完成自己的計畫時，我可以再度進入實現自己的終生使命的奮鬥過程。那時，我可以再唱《出塞曲》。然而，就在我接近完成自己預定的任務時，我發現中國正在發生全面的面目皆非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遠離我們自己的預期，而且沒有任何理論和經驗可以完整地套用描述和解讀這種變化發展。人們爭論這場變化的性質、方向和結局，我卻看到這場變化的最終結局並不是確定的。其實，在我寫作博士論文後期，我就意識到，中國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儘管所有的後發國家都是獨特的道路，但是主流憲政民主文明國家作為一個陣營，可以在摩擦和衝突乃至戰爭中，規範這些獨特發展，最終使其在制度上和與制度相應的心態上符合憲政民主的模式。對於中國，至少在現在還看不到這樣的可能。2006年我得到博士學位，立即開始研究中國政府的治理模式，這是一個在全球化、市場化和資訊化時代怎樣以威權政體管理一個急劇轉型和快速發展的社會的模式。我發現，中國政府已經成功地建立起這樣的管制模式和信心。

現在，我再次感到失重感，無法再唱《出塞曲》。因為，出塞，可以有挫折和失敗，但是決不是沒有方向、道路和意義。而我們今天是沒有路徑圖，國家的發展不確定，個人的活動也不能在一個清晰的整體框架中把握和理解。此時，一首歌闖進我的視野：這就是《埃及王子》中的When You Believe。

這是萬潤南先生走向生命最後時刻所喜愛的歌。萬潤南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曾娶過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文革初期，他是胡錦濤的密友。80年代初，他是第一批在IBM進修電腦的高科技人才；但是，那時他覺得中國缺少的不是科學家，而是把科技專為經濟實力的新型企業家。他還認為，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應當由民營企業而不是國營企業承擔使命。他為此下海，向四季青公社借款兩萬人民幣，辦起四通公司。四年後，這家公司營業額達到十億元，是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不僅如此，作為企業家，他主動創造政治環境，建立研究所，開發和傳播改革的理論，為民營企業創造輿論環境，並作院外活動，影響人大立法。1989年，他一方面資助學潮，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力勸學生配合黨內改革派，不要導致局勢惡化。鎮壓後，他建立海外民運的組織作為影子政府。後來，形勢變化，民運轉低潮，他又不讓歸國。近年來，他心臟病到晚期，看透了紅塵，作為居士在家修行。When You Believe是他最喜愛的歌曲之一。他以此歌明心志，此生不後悔。你可以在這裏聽到這首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LDEvCf6Xwc

      Many nights we pray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
   And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
   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o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In this time of fear
   When prayer so often proves in vain
   Hope seems like the summer birds
   Too swiftly flown away
   And now I am standing here
   My heart's so full I can't explain
   Seeking faith and 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They don't always happen when you ask
   And it's easy to give in to your fear
   But when you're blinded by your pain
   Can't see your way safe through the rain
   Thought of a still resilient voice
   Says love is very near
  
   There can be miracles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Just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就想起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過去，我曾以為摩西受命在天，使命清楚，沒有什麼值得特別體會的心境；神，不能作為人的榜樣，人，也學不了神。但是，這首歌讓我重新思考摩西與他的使命及上帝的關係。此時，由於許多朋友對我傳教，我對聖經中的故事也有了更準確的理解。這首歌，在兩個層次上感動了我的心靈。

第一個層次是，當一個人在沒有看到清晰的方向和道路時，應該盡力探尋道路，要有一種信念，這個世界上，一定有路；找到這條路是自己的使命。當歷經失敗，就要放棄時，你總不甘心放棄，這就是有路的證據，這也是找到這條路是你的使命的證據。那麼，在千萬次探索中，你怎麼知道你找到的某條路是正確的呢？當你做出某種選擇，你感到內心的寧靜、喜悅和充實，此時，你的路是正確的。

第二個層次更複雜。這是一個對宗教作世俗理解的嘗試。我現在還不信任何宗教，因為我無法確信任何一個神有足夠的理由讓我否認其他的神的存在。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世界是有因果規律和演變路徑的。愛因斯坦把對這些規律和路徑的存在和敬畏信念，稱為宇宙宗教。懷著敬畏的信念探索和揭示宇宙宗教，是科學家的天職。愛因斯坦說，上帝從不擲色子。就此而言，他是幸福的；因為他相信宿命歸宿。但是，現代科學表明，上帝或自然也玩色子；決定論並不存在，至少是超出了人的認知能力。社會科學更是認為，人的歷史和社會演進過程是通過一次次探險和冒險，一次次發明和創造實現的，沒有既定的模式，也沒有命定的歸宿。在這樣的意境中理解人的使命，人既是自由創造者，同時又是孤獨的探險家。此時，埃及王子主題歌中那種內心的感悟和直覺，就是重要的指南和坐標系。

在解悟到這些道理後，我對社會進步和人生使命產生了一種豁達和謙卑的理解。在我與我準備效命的民族的面前，其實是沒有路的。路，有待於我們去探索和開拓，去冒險和拼搏。我們不知道能否成功，在這條路上和兩邊，已有無數的失敗者的累累白骨。但是，我不能放棄；因為我站在探索這條路的最前沿了，如果我放棄，就又少了一個希望。儘管我不能預知那條路是對的，但是我知道，當問心無愧時，當內心充滿喜悅、感恩和充實的幸福感時，我可能是正確的。

這與出塞的意境不一樣！ 出塞可能也找路，也探險，但是，你知道家在哪里，你知道向哪里開拓邊疆；也許你會失敗，但是你知道你最終會是成功者的陣營中的一員，你為最終的成功作了鋪墊，你的貢獻如果傑出，會被紀念和讚揚。但是，When You Believe所描述的是，你在做一次大遷徙，不僅不知道路，也不沒有家和新邊疆的方向；你所經歷的可能是毫無意義的挫折，這種挫折在巨大努力之後可能是錯誤的方向。此刻，我必須勇敢、虔敬和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