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18 18:51:47D o l l y
此「毒舌頭」，非彼「毒舌頭」（上）
2003/12/03 10:25
文／南方朔
我們都知道文人多惡毒、慳吝、嫉才，而又經常自大。因而他們的「毒舌頭」或「滑舌頭」，總是會跑出來許多不可思議的「名言」。
例如，拜倫和濟慈同為浪漫大詩人，但濟慈這樣說拜倫：「你們談到他和我，我們兩個可完全不同，他只會寫他看到的，而我則寫我想到的，我可比他有深度多了。」而拜倫則這樣說濟慈：「他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精神自瀆，他經常自淫想像。我不是說他下流，而是說他總是邪惡的東拉西扯，把作品變成一種既非詩也非其他甚麼的東西，而只像是由生豬肉和鴉片煙做出來的瘋人院產品。」
而福克納和海明威都是諾貝爾級的大文豪，但相互間的輕視卻溢於言表。福克納如此說海明威：「他寫起文章來，絕對不會用任何一個讀者必須去查字典的字。」海明威則如此回敬：「可悲的福克納，難道他真的以為寫文章用了偉大的字眼就等於有了偉大的感情嗎？」有次，福克納的太太問海明威，他在寫作時是否會喝上一杯馬丁尼雞尾酒。海明威答稱：「老天爺，妳聽過誰在工作時喝酒的？妳講的大概是福克納吧。我看他的文章都會知道哪個地方是喝了酒以後所寫的醉話！」因此，同為諾貝爾級的史坦貝克遂如此說：「他們這兩個同行是為墓碑的排名而戰爭。」
這種同輩間的尖酸刻薄，多得難以計數。但非同輩呢？那就說得更難聽了。
例如，馬克吐溫這樣說愛倫坡和珍‧奧斯丁：「我認為愛倫坡的文章慘不可讀，就如同珍‧奧斯丁一樣。但他們還是有差別。付我錢，我會勉強讀愛倫坡；至於珍‧奧斯丁，給錢也不讀！」
而尼采一生自大，把全天下的人都視為庸才，只有他是天才，他如此說愛默生：「愛默生的一生有如面對珍饈，但他卻把一切都堆在盤子上，無法消化。」
文人刻薄別人雖重，但他們比普通人多讀了幾本書，卻也很講究「毒舌頭」的功力。例如，王爾德貶損蕭伯納的話就讓人歎為觀止：「蕭伯納，他實在太棒了。他沒有一個敵人，但所有他的朋友都討厭他。」
這些都是文人的「毒舌頭」，但他們自誇起來時的「滑舌頭」，卻也同樣讓人難以消受。
例如，二十世紀的美歐文化藝術才女葛楚德‧史坦因這樣自大：「想到聖經，想到荷馬，想到莎士比亞，想到區區在下。」
又例如，英國文豪斯威夫特如此說道：「老天爺！我能寫出這樣的書，是多麼的天才啊！」
而另一文豪波普則如此說自己：「我，當然驕傲，我驕傲地看到人們根本不怕上帝，只怕我！」
以上這些文人的「毒舌頭」與「滑舌頭」，在文學史上乃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課題，傑出的文人作家，他們都是跑在人類文化發展前端的人物，他們多半有著較大的自我，並且深深地被「創造者的焦慮」所折磨，那是一種高度競爭性的社群。競爭當然不必然要「毒舌頭」或「滑舌頭」，但「毒舌頭」及「滑舌頭」在高度競爭裡產生，卻也並非不自然，這是人類文化與文明做出重大開展的過程中的一項贈禮，也是競爭行為和競爭生態的見證。
而這樣的情況，出現在自然科學以及實用科技上，或許就更有趣了。近代科學在過去將近四百年的漫漫長路裡，從擺脫根深柢固的神權統治及神權價值開始，一步步確定了「此人為世界度量」的經驗科學傳統，在這樣的過程裡，科學家的競爭態勢較諸文人作家社群只會更嚴峻，而不可能更輕鬆；那是探索「宇宙與生命奧祕之爭」，其競爭行為當然更加激烈。尤其是到了近代，由於科技的開發除了涉及知識的競爭外，還有更大的產業制度之爭，以及國家利益之爭，因而它已不再只是科學家社群的事務，更把公司和國家也捲入進來。科技競爭的範圍擴大，這已成了科技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
而這本《毒舌頭與夢想家》，談的即是頂級科學家社群的競爭故事。它以八個科學領域及科技上重大的突破為主題，詳細爬梳科學史料，再現它們的競爭態勢。這八個競爭課題分別為：牛頓與萊布尼茲為到底誰發展出微積分纏鬥數十年；拉瓦謝和普利斯特利到底是誰藉著氧氣的發現而奠定了化學的基礎；達爾文與歐文為了演化論的正當性而爭；特斯拉與愛迪生為了奠定電力傳輸而翻臉，最後是特斯拉的交流電打敗了愛迪生的直流電；以及二戰期間，同盟國與軸心國為了製造原子彈而做的競爭與科學家動員；近代參與解開ＤＮＡ雙螺旋結構之謎的三組科學家之間的競爭；美蘇間的登月競爭，以至最近蓋茲和艾利森為網路電腦和個人電腦而競爭。由於這八大科學領域及科技上的突破都是科學史，甚至文明史上的超級重大事件，這八個競爭故事對理解科學及科技的競爭本質與特性，遂格外讓人在瞠目結舌之餘，對競爭這個議題有了更大的思考空間。因此，這本書已非泛泛的科普著作，而是具有科學史、歷史及社會文化學縱深的科學思想著作。
（本文作者為知名文化評論家）
文／南方朔
我們都知道文人多惡毒、慳吝、嫉才，而又經常自大。因而他們的「毒舌頭」或「滑舌頭」，總是會跑出來許多不可思議的「名言」。
例如，拜倫和濟慈同為浪漫大詩人，但濟慈這樣說拜倫：「你們談到他和我，我們兩個可完全不同，他只會寫他看到的，而我則寫我想到的，我可比他有深度多了。」而拜倫則這樣說濟慈：「他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精神自瀆，他經常自淫想像。我不是說他下流，而是說他總是邪惡的東拉西扯，把作品變成一種既非詩也非其他甚麼的東西，而只像是由生豬肉和鴉片煙做出來的瘋人院產品。」
而福克納和海明威都是諾貝爾級的大文豪，但相互間的輕視卻溢於言表。福克納如此說海明威：「他寫起文章來，絕對不會用任何一個讀者必須去查字典的字。」海明威則如此回敬：「可悲的福克納，難道他真的以為寫文章用了偉大的字眼就等於有了偉大的感情嗎？」有次，福克納的太太問海明威，他在寫作時是否會喝上一杯馬丁尼雞尾酒。海明威答稱：「老天爺，妳聽過誰在工作時喝酒的？妳講的大概是福克納吧。我看他的文章都會知道哪個地方是喝了酒以後所寫的醉話！」因此，同為諾貝爾級的史坦貝克遂如此說：「他們這兩個同行是為墓碑的排名而戰爭。」
這種同輩間的尖酸刻薄，多得難以計數。但非同輩呢？那就說得更難聽了。
例如，馬克吐溫這樣說愛倫坡和珍‧奧斯丁：「我認為愛倫坡的文章慘不可讀，就如同珍‧奧斯丁一樣。但他們還是有差別。付我錢，我會勉強讀愛倫坡；至於珍‧奧斯丁，給錢也不讀！」
而尼采一生自大，把全天下的人都視為庸才，只有他是天才，他如此說愛默生：「愛默生的一生有如面對珍饈，但他卻把一切都堆在盤子上，無法消化。」
文人刻薄別人雖重，但他們比普通人多讀了幾本書，卻也很講究「毒舌頭」的功力。例如，王爾德貶損蕭伯納的話就讓人歎為觀止：「蕭伯納，他實在太棒了。他沒有一個敵人，但所有他的朋友都討厭他。」
這些都是文人的「毒舌頭」，但他們自誇起來時的「滑舌頭」，卻也同樣讓人難以消受。
例如，二十世紀的美歐文化藝術才女葛楚德‧史坦因這樣自大：「想到聖經，想到荷馬，想到莎士比亞，想到區區在下。」
又例如，英國文豪斯威夫特如此說道：「老天爺！我能寫出這樣的書，是多麼的天才啊！」
而另一文豪波普則如此說自己：「我，當然驕傲，我驕傲地看到人們根本不怕上帝，只怕我！」
以上這些文人的「毒舌頭」與「滑舌頭」，在文學史上乃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課題，傑出的文人作家，他們都是跑在人類文化發展前端的人物，他們多半有著較大的自我，並且深深地被「創造者的焦慮」所折磨，那是一種高度競爭性的社群。競爭當然不必然要「毒舌頭」或「滑舌頭」，但「毒舌頭」及「滑舌頭」在高度競爭裡產生，卻也並非不自然，這是人類文化與文明做出重大開展的過程中的一項贈禮，也是競爭行為和競爭生態的見證。
而這樣的情況，出現在自然科學以及實用科技上，或許就更有趣了。近代科學在過去將近四百年的漫漫長路裡，從擺脫根深柢固的神權統治及神權價值開始，一步步確定了「此人為世界度量」的經驗科學傳統，在這樣的過程裡，科學家的競爭態勢較諸文人作家社群只會更嚴峻，而不可能更輕鬆；那是探索「宇宙與生命奧祕之爭」，其競爭行為當然更加激烈。尤其是到了近代，由於科技的開發除了涉及知識的競爭外，還有更大的產業制度之爭，以及國家利益之爭，因而它已不再只是科學家社群的事務，更把公司和國家也捲入進來。科技競爭的範圍擴大，這已成了科技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
而這本《毒舌頭與夢想家》，談的即是頂級科學家社群的競爭故事。它以八個科學領域及科技上重大的突破為主題，詳細爬梳科學史料，再現它們的競爭態勢。這八個競爭課題分別為：牛頓與萊布尼茲為到底誰發展出微積分纏鬥數十年；拉瓦謝和普利斯特利到底是誰藉著氧氣的發現而奠定了化學的基礎；達爾文與歐文為了演化論的正當性而爭；特斯拉與愛迪生為了奠定電力傳輸而翻臉，最後是特斯拉的交流電打敗了愛迪生的直流電；以及二戰期間，同盟國與軸心國為了製造原子彈而做的競爭與科學家動員；近代參與解開ＤＮＡ雙螺旋結構之謎的三組科學家之間的競爭；美蘇間的登月競爭，以至最近蓋茲和艾利森為網路電腦和個人電腦而競爭。由於這八大科學領域及科技上的突破都是科學史，甚至文明史上的超級重大事件，這八個競爭故事對理解科學及科技的競爭本質與特性，遂格外讓人在瞠目結舌之餘，對競爭這個議題有了更大的思考空間。因此，這本書已非泛泛的科普著作，而是具有科學史、歷史及社會文化學縱深的科學思想著作。
（本文作者為知名文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