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報章看到「陳景輝」三個字，旁邊加上天星運動份子之稱號，原來這位小子仍在文化界中游走。
憶起了幾年前，走到牛棚書院上梁文道的課，當時人很少，卻有一個skin head的中七生在課堂上遠遠的跟梁文道對話，討論課堂上給予他的延伸思考。課堂結束後，朋友向我介紹，這個「阿輝」讀中七，一直很想入嶺大的文化研究系，那年是他第二次考高考，再嘗試報讀。那時我不知道他最終有否成功入讀文化研究系，但在不久後，從朋友口中得知第二次高考也是失敗的。
事隔幾年，幾年間再沒有聽過這個「阿輝」的消息。文化研究，也是我曾報讀過的學系，當年到澳洲錯過了面試機會，結果入了浸會。但我對這位小子有印象，是因為我們有機會同一屆當文代研究系的同學，若我們成功入讀的話。

活躍於文化界、社運界的朋友們，這圈子真的很窄。窄得多去兩次，才發現某人跟某人，原來已是多年的朋友及戰友。這張熟悉的面孔再次在報章上見，我知他對文化的熱愛一直沒有改變，由當年站於牛棚內對談討論，到今天他也訴諸行動表達聲音，表達他的鐘愛及堅持。

眼看很多類同經歷的人們，旁觀者只懂得說他們在學、迷戀非物質層上的精神追求，空談文代集體回憶，這等人才有閒情為著這些不實在的東西堅持，堅持可能撲個空，也不用把自己抽離得太遠，離開熟悉的人群外在搞激進或虛無的追求。

不可否認的是，經濟沖昏了香港人的頭腦。在紫醉金迷、五光十色的生活下，這些都淪為一場騷、家常便飯之談。

昨天於收音機，聽到一個青年，想當一個民間記者。民間記者是雜派軍，沒有什麼專業可言，也不是當什麼類別的記者為首，就是從個人身份出發，看見周遭的事物，有什麼不公不義的作出報導，新聞可小如鄰居的樹被無情斬了，若覺不公不義也可報導。價值不在於一個title，不在於報酬，就在於個人，你有主體性可將這些事件報導出來，讓更多人知。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的文化知識水平都很高，很聰明，也不只是一味講錢講名利，也有很多為價值意義及理想而堅持。

看見昨晚四十萬人的新年倒數，突然有一種落寞。

經濟好了，人人喜歡講錢講升職加人工講消費講生活享受。看見這些奢華，我選擇倒頭大睡，或在聽Joni Mitchell。

在繁榮的裝飾底下，這還是一個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