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可以看出國父格局的例子發生在武昌起義後幾天，當時國父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他是從報上得知武昌已被革命黨占領的消息，原本他大可經由美西，跨越太平洋回國掌權，但卻反其道而行，從紐約到倫敦，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及英國外交部交涉，要求停止貸款給清政府，並制止日本援助滿清。由於這些外交手段的成功，斷了清政府的最後一絲希望。這在在顯示國父的無私、不被成功沖昏頭的過人冷靜與智慧。

甚至國民軍政府拍電報請他回國組織臨時政府，當時在巴黎試圖和法國官方及民間建立外交友誼的國父回電給軍政府說：「總統自當推定黎（元洪）君，聞黎有推袁（世凱）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已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

相對於民國初年群雄爭權奪利的亂局，國父這種高潔的人格是很鶴立雞群的，但也由於如此，國父的許多主張曲高和寡，被視為太過理想化而少有人附和，更別提起而實行之了。這也促使國父之後花了很多精神與時間，建構及四處宣傳“知難行易”學說，希望藉由這種根本思想的改變來促成他建國藍圖的推展，但是幾千年來苟且的想法根深蒂固，豈是一朝一夕可以稍稍搖撼其根本……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