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代的台灣，可說是二十世紀台灣歷史上最恐怖的十年。由於老蔣政權在中國瞬間瓦解，台灣又是歷經日本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以及二二八血腥衝突後的新附之地，一百萬的殘軍加上一百萬的難民，蜂擁而入這個僅有六百萬人口的小島，這在人類歷史上，也算得上是難得一見的移民奇蹟。一個原本統治四億人的君王，在政局豬羊變色後，必須被迫在這樣一個島嶼上重新站穩根基，不殺人，甚至不大量殺人，根本不可能辦到的。

    在人命賤如螻蟻、短似蜉蝣的年代裡，台北馬場町每天清晨，只要天氣不太差，都要槍決幾名到十幾名的「匪諜」。這種處決大多是秘密執行，除非是涉案人層級特高的超大案件：例如一九五○年六月十日，國防部次長「吳石案」裡被槍決的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湛之；七月十一日台電公司總經理「劉晉鈺案」裡被槍決的劉晉鈺、嚴惠先，才會在報上發布「綁赴刑場」的照片。但在政治案件以外，由於短時間內大量敗退的國軍進入台灣，治安問題非常嚴重。

    國軍在中國時，因為有長期不斷的大小內戰，軍人的薪餉雖低，但只要有戰役，從活人到死人身上，總有機會搜括一些，有了錢除了花用，也能用來嫖妓，所以搶與姦的問題都還不大。可是撤退來台後，因為海峽的阻隔，加上韓戰之後美軍的進駐，基本上島內已經安定。無仗可打的軍人，加上過低的薪餉與禁止士官兵結婚，造成了軍情浮動與治安吃緊。

    當時老蔣給二兵每月七元，但一條固齡玉牙膏就要十五元，無錢可用又無妓可嫖的軍人，加上根本不管制，也無法管制的槍械，讓軍人持械犯罪的案例越演越烈。由於持械犯罪的軍人大多是外省籍，而受害者從人口比例來看，當然又絕對是本省人居多，以致原本單純的刑事案件，卻常演變成複雜的族群衝突。老蔣為了穩固政權，某些「敏感」的刑事案件，涉案的外省人不但要「速審速決」，還要公開「就地正法」。家父是外省人，家母是本省人，但他們回憶年輕時，也都還對「就地正法」存有記憶。

    家父是在北投的薇閣育幼院（現在的薇閣小學）任教，平日就住在院裡。他回憶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晚上，薇閣的一名工友，在台北火車站前的公路局（現在的國光客運）東站，搭乘回北投的巴士，八點十分到了唭哩岸的沼瀨川橋（後改名磺港溪橋）上，一個穿軍服的年輕人拔出手槍，強迫司機將車開往關渡的山路上停車，再喝令全車乘客交出財物，搜括了六百一十八元三角，四個手錶，一枚戒指，二支自來水筆後逃逸。結果被陽明山警察所所長王魯翹（警政署長王卓鈞的爸爸）率領部下圍捕，次日清晨在舊北投火車站（現在的捷運北投站）前，抓到了搶犯鄭震千（二十九歲，湖北人）。六月二十日清晨六時，鄭震千被憲八團押赴沼瀨川橋上，在眾人圍觀下被槍決。

    家母是艋舺（後改名萬華）人，每天要走路去大稻埕（後改名延平區）當裁縫。她回憶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早上，在迪化街一段六三號的第一銀行大稻埕分行前，也有憲兵槍決人犯的場面。我查資料找到，那是在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鄭強生（二十三歲，浙江人）在此持槍搶了張李娥的布包，裡面有一千五百元，當場被治安人員捕獲後，由憲八團執行槍決。

    不過這種持械搶劫案由於案情單純，又是隨機犯案，沒有敏感的族群問題，圍觀的人也就不會太多。台灣最轟動的一次公開槍決，應該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在三重鎮清和里的淡水河邊，在數萬人圍觀下執行的「憲兵姦殺鎮長女兒案」。

    三重原名三重埔（埔是平原之意），是台北市近郊的一個鄉鎮，清末由新莊登陸的閩粵移民往北拓墾，第一個平原稱為「頭重埔」（現在捷運新莊線頭前站）；「二重埔」在三重與新莊交界處。「三重埔」於日治時期屬台北州新莊郡鷺洲庄管轄，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才與蘆洲分治，設立三重鎮，一九六二年正式改制為縣轄市，不僅是台北縣第一個改制為縣轄市的鄉鎮，在全台灣也是第一。改制前的三重鎮長，除了戰後剛接收時，由鎮民代表投票選任的李阿賜當了一任外，自一九四九年老蔣遷台後，就由被地方上譽為「不倒翁」的莊×藤，連任長達十一年。

    莊×藤是地方上的望族，擔任鎮長除了最初兩年是經鎮民代表投票選任外，其餘九年都是由公民直選而蟬聯三屆，在地方上深得人心。如果不是受限於選舉法令，不得再度競選四屆鎮長，他也許會一直連任下去。但即使是在地方上「喊水會結凍」的鎮長，面對老蔣帶來的憲兵照樣要吃癟。秀才遇到兵，就已經有理說不清了；鎮長遇憲兵，大概就非要被打到烏青了！

    一九五○年六月，憲兵在三重鎮菜寮里成立幹訓班，高官當然就要佔住附近的「豪宅」。位於六合里八十×號的鎮長莊×藤住宅，成了長官的最愛，高官身邊的幕僚侍從官兵，也不管你鎮長同不同意，硬是強佔了部分廳舍。還好鎮長家夠大，就這樣軍民雜居了一年多。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夜間，大家剛慶祝完老蔣帶來的「國慶」，鎮長家中就發生了不幸。莊×藤膝下六子，僅有一掌上明珠，排行第三的莊×蕙（二十歲）文靜有禮、清秀大方，從小就深得莊×藤的喜愛。省二女中（現在的中山女中）畢業後，在三重鎮公所服務了兩年，是地方上人人敬愛的好姑娘。她事親至孝，每天早出晚歸，回家後就只在自己香閨中讀書。她的香閨位於大院北廂後進，是一間小巧精緻的臥房，佈置得清潔講究。這一天下午六時，莊×蕙由鎮公所開會後回家，晚餐洗浴後在香閨看書；十時許，由於家中住了一大堆閒雜軍人，士兵開門讓一個賣杏仁茶的小販到院子裡來叫賣，莊×蕙也走出房門，來院子裡買了一杯杏仁茶當消夜，然後入房脫衣就寢，不料這一走動，竟為自己引來了殺機。

    十一時半，莊鎮長夫婦及全家人在睡夢中，被一連串槍聲驚醒。由於鎮長公館面積廣大，無法確認槍聲出自哪一個房間，於是慌亂地到處巡視。到莊×蕙的香閨時，才發見她頭部早已被槍彈轟得血肉模糊，完全無法辨識，死狀極慘。莊鎮長夫婦看到愛女突遭橫禍，深夜慘死在香閨，幾乎昏厥過去，家人也同聲痛哭，趕緊向台北縣警察局三重埔分駐所報案。由於莊鎮長是地方望族，家裡又駐有憲兵高官，到底是誰敢在太歲爺前動土？於是軍憲警全部動員，將三重鎮完全封鎖，歹徒自知無法逃出三重鎮，於是在案發一小時後，攜帶衝鋒槍一枝，向三重埔分駐所自首。

    果然不出警察所料，兇手是住在莊鎮長家中憲兵高官的中士駕駛劉貴陽 (二十一歲，江蘇省鎮江人)，只因酒醉後邪念橫生，無從發洩，竟然手持衝鋒槍，闖進莊×蕙的閨房，把槍口按在她的臉上企圖強姦。莊×蕙為保衛自己寶貴的貞操，狠狠地在劉貴陽的胸部咬了一口，劉貴陽大怒，對準她的嘴先開了一槍，子彈由後腦穿透，舌頭被打得碎爛。但劉貴陽還不罷休，接著又瘋狂地連發了十餘彈，莊×蕙除臉部中三槍外，胸部也中了四槍，早已香消玉殞。台北地檢處檢察官及法醫，於隔日下午三時許前往莊鎮長公館驗屍，交其家屬收殮。

    由於莊鎮長是地方大老，莊×蕙卻在自己的閨房裡被軍人持槍姦殺，地方上群情激憤，族群衝突一觸即發。保定軍校九期出身，一九四五年來台接收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官派台北縣縣長梅達夫，這時剛以外省人身分，當選台北縣首任民選縣長，本來還是老蔣「省籍和諧」的樣板，不料竟發生了如此敏感的大案。梅縣長趕緊率領民政局長陳清池等縣府官員，到三重鎮慰問莊鎮長，其他三重鎮的縣議員及鎮民代表，也紛紛前往慰問，並與各界人士成立治喪委員會，預定於十八日上午九時出殯，台灣省婦女會也決議，對寧死不屈的貞潔烈女莊×蕙，將派代表前往參加執紼。

    由於兇手劉貴陽是憲兵高官駕駛，又在案發後不久向警方自首，軍方包庇加上司法減刑，民眾都懷疑兇手不需償命。十八日上午九時，莊×蕙的葬禮在六合里八×號的凶宅舉行，靈堂排滿了各界贈弔的輓聯、輓軸、花圈，台北縣縣長梅達夫、國大代表謝文程、省參議員林世南、縣議員蔡詩祥、省婦女會代表高月珍暨三重鎮各界人士七百餘人親臨致弔，場面隆重、備極哀榮。但死者已下葬，兇手卻未伏法，地方群情激憤，梅縣長趕緊使出緩兵之計，擬定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在三重鎮農會二樓召開座談會，由縣長親臨主持，還將邀約縣議員、三重鎮鎮民代表、里長、地方人士等百餘人，討論如何防止類似不幸再度發生，並加強軍民感情之融合。

    問題是三重鎮民在這個時候，哪裡聽得進什麼「軍民一家」的空洞口號，大家只知道軍民住在一家，女兒就會被姦殺。眼看暴動一觸及發，行政院趕緊發新聞稿澄清：「本案經陳誠院長據報後，極為震怒，當即諭令國防部迅予嚴辦具報，國防部亦已訓令承辦機關，限剋日將該案審結並即依法嚴辦，預料該案兇犯於短期內，即將受到國法之制裁。」

    二十三日下午三時，留短髮，穿白紗背心，白布短褲，足履黑色運動鞋的劉貴陽，被憲兵押解至三重鎮清和里附近的淡水河沙灘上，在數萬三重鎮民圍觀下，胸部中二彈斃命。莊鎮長還親自查看，判明確為殺害愛女莊×蕙的兇徒劉貴揚，對眾人揮了揮手，圍觀的數萬群眾才緩緩散去。

    但持槍姦殺愛女的歹徒劉貴陽雖被公開處決，莊鎮長的噩運卻還沒結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聯合報》第三版報導：「在農曆新春一片『恭喜』聲中，明志路台北縣議長謝文程公館，卻發生一件不明不白的綑打案。據在場人士說：『那天議長公館擠滿了各色各樣的賀年賓客，突來幾位彪形大漢，座上客皆驚奇的面面相覷，頃刻間一聲吆喝，謝文程議長和三重鎮莊×藤鎮長竟被綑綁起來，這群怪漢將謝莊二人打罵一場後揚長而去。』此事發生後，謝、莊二人及在座賀客都莫名其妙，有關機關得悉後異常重視，刻正進行調查全案真象中。」至於這是否為當地憲兵的報復，反正是他們自己在查，結果也就無人可知了。

    其實軍隊就是這樣，會闖大禍的通常都是爽兵；正如口號形容的「軍警一家」，這道理在警察身上也很適用。日治時期的一九○八年，台灣總督府所屬的園藝試驗所，在台北近郊的士林鎮，設立了士林園藝試驗分所。戰後到了一九四八年，試驗分所裡蓋了西式庭園。一九四九年老蔣流亡來台，先住在草山招待所，隔年五月，園藝試驗分所就被徵收為總統官邸。由於士林鎮成了官邸所在，大批情治單位進駐，警察任務就輕鬆了些，成了容易出事的「爽警」。

    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晚間十時，士林鎮火車站前的舊街上，一位計程車司機載到了一位血流滿面的男性乘客，他對司機說：「我在路上被土匪擊傷，快送我去醫院。」司機趕緊加速將他送到中山北路二段的馬偕醫院。但快到醫院時，這位受傷的乘客又改口說：「請把我送去刑警總隊。」司機發現有異，就將已半昏迷的乘客先送進馬偕急診室，再向醫院附近的平安路派出所報案。

    同一時間，士林鎮的陽明山警察局士林分駐所，也接到民眾報案，舊佳里五鄰的一幢竹屋裡，發生了滅門血案。屋主陳生（五十一歲）、妻子陳胡寶招（四十三歲）、次女陳彩鳳（二十三歲）與次子陳惠傑（十四歲）中彈斃命。長女陳桂英（二十八歲）與長子陳惠俊（十八歲）各都身中三彈，生命垂危，警方趕緊將兩名傷者送入台大醫院外科施救。至於兇手，與台北市警局第三分局聯絡後，確認了是在馬偕醫院急診室的李慰誠（山東省益都人，二十五歲），他臉部中了一彈，血流如注，經急救後醫生確認暫無生命危險，警方也派員在院嚴加看管。

    士林滅門血案在案發後第二天早晨，士林分駐所就派員專車來台北，接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褚劍鴻、刑警總隊法醫楊日松、高坤玉，共同前往案發現場驗屍。凶宅是一幢建築了才一年的竹屋，左邊是另一幢磚屋，右邊是一片空地，前門朝向一條小巷，門前圍了一行籬笆，死者陳胡寶招橫屍於竹籬笆之邊，肩胛部中一彈，頭部中兩彈，背部中一彈，屍體俯伏於地。進門後的客廳裡，屋主陳生橫屍在客廳通往後房出口，心臟中一彈，後背中一彈。次女陳彩鳳橫屍於香閨床前，乳房中一彈，穿過後背。次子陳志傑則橫屍於同房床上的棉被中，頭部中彈，穿後背而出。整間凶宅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褚劍鴻檢察官率法醫，勘驗陳生等四具死者的屍體後，便發交親戚黃錦文領去收埋。並訊問了血案發生時的目擊者，也就是陳家的客人史煥章，據史煥章說：「我來陳家向屋主陳生學習日文，恰巧兇手李慰誠來向陳生索討欠債，兩人一言不和、吵了起來，我曾在旁邊勸解無效，李慰誠忽然眼露兇光，拔出手槍就向陳生及其長女陳桂英射擊，我嚇得轉身就走，出了門拔腿就跑，以後之事也就不知道了。」

    訊問完現場目擊者後，褚檢察官又向凶宅附近的鄰居探詢。據其鄰居說：「陳生一家自去年搬來這裡，夫妻就經常吵鬧，一開始我們都還去勸和，但都被陳生怒罵，後來大家就不理會他們家的事了。陳家長女陳桂英在台北教小學，早出晚歸，對她沒什麼印象。次女陳彩鳳與鄰居比較有往來，大家對陳家，也就只對她一人比較有好感。兇殺案發生時，連續幾聲槍響，我們還以為陳家又在打架，根本無人理會，直到陳桂英大喊救命後，才發現是有人開槍殺人，我們嚇得都躲到戶外，直到大批警察來了，我們才敢回家。」

    褚檢察官在凶宅附近訊問完畢，就偕同法醫楊日松等驅車至台大醫院，探視傷者陳桂英與陳惠俊。姊弟兩人都在外科病房第一一○室接受醫治。陳惠俊所中的一彈，是自腰部穿入，傷及內臟，出血甚多，雖經緊急搶救，依然生命垂危。而陳桂英所中之彈，都是自右胸腹邊際穿入，雖然傷勢不輕，但應無生命危險。士林分駐所則告訴台大醫院醫師，對這兩位傷者要全力施救，一切所需醫藥費用，該所都將負責。至於士林分駐所為何會這麼好心，還要出錢搶救傷者？原來兇手不但是警員，而且就是士林分駐所的警員。

    陳桂英在病床上，用虛弱的聲音告訴檢察官：「我與妹妹都是高中畢業，我在台北雙連國校教書。家父畢業於日本時代的台灣帝大，原本家境甚好，前幾年來因惡性通貨膨脹，造成公司周轉不靈而倒閉，去年才遷居來此。兇手李慰誠是本地警察，曾介紹妹妹去士林紙廠工作，但後來卻以此為由，要求與妹妹結婚遭拒，所以心懷憤恨。昨晚十時半，他又來家中與家父大吵大鬧，後來甚至開槍擊倒家父，我跑來勸阻，也被開槍射擊。後來他又跑入後房，槍殺了我妹妹與小弟，再出來向我大弟射擊，最後則在門前槍殺了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