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忠元:過往的三個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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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作曲家余忠元,作曲課程啟蒙於董怡君老師,2007年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師事金希文教授;2015年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於柏林藝術大學之最高文憑班。留德期間曾師事作曲家Walter Zimmermann、Anton Safronov、Marc Sabat。 余忠元曾多次榮獲國內外創作競賽獎項與藝術獎助金;近年合作的表演團體包含臺灣愛樂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臺北室內合唱團、Ensemble SurPlus等。2019年1月,余忠元獲選為第四屆躬耕書院陳其鋼音樂工作坊學員。
親愛的創作坊的大、小朋友,你們好!
在這封信裡,我有許多的話想說,然而此際指尖竟如千斤之重。《擊破此生的限制》──我呆呆望著這個命題,越想越慚愧:我自己究竟擊破了此生的限制沒有?
這太難了啊。
光是這才剛過沒幾個小時的一整天,我腦中就已經浮現了多少我終歸無可奈何的限制:
我想著月底有一篇文章、一首作品要交;學期剛開始,沉思的時間是最昂貴的奢侈品。我急壞了。這是屬於時間的限制。
想趕快完成任務,但是腦袋一片空白。這是屬於才能的限制。
昨晚想著要好好休息,養足精力,今天要筆耕不輟;但無奈剛剛經歷長途旅行,時差大發作,整晚只能睡兩個半小時。這是生理的限制。
三個月前就接到邀稿,我卻拖到現在才動筆。在沉重的自責中,我回想這三個月我完成了各方各面、五花八門的任務,而在盡力滿足外界的種種期待、實現自己的種種欲望過程中,連帶產生了個人精神力的限制,以至於快拖稿了還忙著找藉口,繼續自我限制。
有所欲方有所限。一顆心裡,由各種欲念畫成的夢想藍圖流轉無定,輪廓紛亂無章;很多盼望未待實現,便湮滅在意念與時間的激流中。正因如此,我更不願意把人生描述成一條直線的跑道──人在跑道上跑著大地遊戲,一個又一個的外在框限則是我們必須擊破的魔王關卡。何其天真。人常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裡。有時自以為悠游自得了,其實正在畫地自限;有時力戰方酣,回頭一看,關卡竟是一己的無稽幻想。
人心中紛至沓來的各種欲望念想,有些是真,有些是假。假的常常比真的更誘人。
因此,「我是誰?」「我要什麼?」「我該往何方?」似乎是我更願意思考的問題。
我試著閉上眼睛,用潺潺流過的歲月,細細洗刷三十年來畫得橫七豎八的夢想藍圖,發現了三個值得珍藏的瞬間。三個瞬間都貌不驚人,但無論歲月與成長的激流如何洗刷,它們就是刻印在那裡,曖曖發光,難以磨滅。
初識音樂
第一個瞬間來自我的童年。
我的父母有一群在大學合唱團認識的莫逆之交,他們在大學四年天天在練唱小屋一起度過。我是最早出生的第二代。我很小的時候就看著他們在家裡聚會,滿屋盡是歡聲笑語,夾著暖洋洋的飯菜香。每次聚會總有一個特別的時刻:某一個人在談笑聲中開始低低吟唱他們一起練習的曲子。熟悉的旋律漸漸在眾人的口中擴散感染,於是他們一個又一個加入了吟詠,各自唱起自己的聲部。
「你來,在清晨裡悄悄地來,趁晨曦還未照上樓台。」這是一種奇異的共鳴,悄無聲息降臨在方才酒酣耳熱的餐桌上,滿室的空氣染著薄薄的金黃色流動起來,進入了一條安靜、溫暖又生機盎然的時間軌道。那是我與音樂的初識。從此我知道,音樂就是一種空氣中充滿訊息的震動,能流出一股溫暖,把人心包裹進另一種時間感。像破殼小雞一般,第一印象即是永恆。
在之後的很多年中,音樂逐漸成為我最好的朋友。我先是學了鋼琴、學了作曲;加入了合唱團,同時還玩管樂隊,與同學一起開了我們校史上頭一遭的校園音樂會;我考上了大學音樂科系,開始學著把音樂耕耘成一門專業。
然後有了第二個瞬間──來自一場與作曲前輩的對話。他希望能激發眼前的青年更多的創作熱情,他說:「夢想可以成為我們努力的動力。每個人對作曲都有不同的夢想,例如──夢想有一天紐約愛樂、波士頓交響樂團可以演出你的曲子。」
我至今難忘聽到那句話當下的感覺──完全沒有感覺。那一瞬間全然的淡漠讓我懷疑自己可能是出了問題,也許是志向太短;因為那是個非常合情合理的激勵,畢竟有個很棒的樂團願意演你的作品絕對是可遇不可求、非常令人興奮的事。(別說是與優秀的音樂家,至今幾乎與任何人合作演出,我都非常興奮。)
但第一直覺是騙不了人的。既然「站上最高殿堂」之類的期許點燃不了我的熱情,那我的夢想究竟是什麼?我不覺得自己是如此沒有雄心壯志的人啊。如果夢想是一幕場景,是一項成就,是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它究竟是什麼?我向前邁進,然而終極目標是在哪裡?
未來,在何方?
我一直無法說清我走上作曲這條路,最後的「應許之地」在哪裡。但我很清楚自己為什麼喜歡做這件事。我作曲,是因為心裡時不時會出現一種圖景、一種溫度、一股氣流,或一種在神祕光線中流動的特殊時間感。我喜歡在曲子裡臨摹某種特殊的流動感,例如大氣的對流,或是一片向下流淌的暈黃夕陽。感受到大化雜然流形的一個瞬間,人的精神與天地似乎會一同舞動起來;也許,那就是我的靈魂真正存活的地方。一旦成功把那一瞬間的靈動寫進音樂裡,又取得聽眾的共鳴,這就是人世間最美好、最令人激動的心靈契合。
回想起來很美好,做起來很難。人說「霧裡看花」,但在迷霧飄邈之中,尋覓多久都未必得見花的全貌。傾聽聲音、再提煉聲音的過程中,需要咬緊牙根打開藍鬍子城堡的第七扇門,一絲不掛地潛進內心最原始的狀態──一個絕對沒有第二個人能進入的世界──反覆凝視那裡的純真與傷痕、熱情與孤單,以及所有最真實的嚮往。追尋時的至極掙扎與偶有所獲時的至極美好,混雜交織成創作者的自豪與自嘲──我走在人跡罕至之處終日追尋,忙旁人之所閑,又閑旁人之所忙。
寫作是個太矛盾的狀態:既必須孤獨,又渴望交流。尤其在離開學校、踏入社會以後,一個創作者要繼續寫下去,多半需要持續透過委託作品累積口碑與人脈;於是執筆之際所面對的,有時不再是最單純的自我,而必須考量聽眾的反應。何況,誰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歡迎?人格再獨立、再倔強的創作者也不例外。真心撂一句「我不在乎你們喜不喜歡」,對誰都是很難的。
尤其──還記得上文所提到的第一個「瞬間」嗎?我本來就非常重視人與人之間心靈交流的溫度,在嚴肅音樂創作者當中,我算是相當願意寫一些語法比較通俗、更容易與廣大聽眾(特別是平常沒有當代音樂,甚或藝術音樂聆聽習慣的聽眾)有效交流的作品。幾年來,我一首一首認真寫,認真排練、演出,去享受溝通與交流的感覺,去品味聲音「勾住」聽覺的瞬間。通常我自己喜歡的聲音,也都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鳴;這種成就感是令人很舒服的。
於是,「知道作曲的快樂源泉在何處,應該就夠了吧?這個動力應該夠我行走很長一段時間了吧?」去年的我──一個三十四歲、已經不太青的青年作曲家──正是這樣想的。不管我是否屬於「最優秀」的一群,但我很真誠表達了自己的情感,也有某些人願意聽,有團體願意持續信任我的作品。這也算是找到棲身之所了吧?
勤勤懇懇工作,也有人欣賞,這樣算不錯了吧?
的確不錯。但不知不覺間,我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問過自己:「然後呢?」
證明自己能寫,也有人喜歡以後,下一步是什麼?還有沒有更長遠、更內在的追求?
人生的風格
於是有了第三個瞬間。嚴格說來這不是一個瞬間,而是一個反思的過程。
前陣子我去了浙江麗水的深山小村,參加前輩作曲家陳其鋼老師的音樂工作坊。一週的時間,二十五個青年作曲家與學者,天天就陳老師拋出的議題交互討論。
在密集、高張力的頭腦風暴中,討論最後定焦在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自己的創作風格?」
「風格」,這個詞彙聽起來既熟悉,又陌生。最擅長「表達自我」的創作者怎麼會不在乎風格呢?有趣的是,我們天天在討論音樂史上各大名家的風格定位與差異,卻幾乎沒有想過自己的創作風格究竟是如何。更有趣的是,幾乎每個創作者都認為自己很有一套風格──即便我們根本沒細想過「風格」究竟是什麼。
風格是一套特立獨行的音樂語法系統嗎?你表達的真的是你自己嗎?學習環境、同溫層、意識形態對我們的創作造成了什麼影響?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性格,就能成就你的獨立風格嗎?今夕何夕!僻靜的深山中,激烈的思想交鋒逼著你撥開過往的一層又一層黃土,穿過教育,穿過經歷,穿過個性,穿過自我意識,徹底反思創作與人生。
聽著陳其鋼老師藉著他的一系列作品梳理自己尋找風格的過程,我想起了19世紀初的貝多芬與他的同輩,想起了20世紀初德布西、史特拉汶斯基與他們的同輩,想著風格究竟是什麼。
我自己下的結論:
風格就是,音樂的精神面貌,也就是作曲家在音樂裡展現的人格。人格不只是個性與情感,也包含思想的深度,與表達方式的特色。
我很真誠地在音樂裡表達自己,也有意識地避免在「當代音樂」的種種意識形態中套牢,但平心而論,我的作品還不具備一個完整的風格。
我一直很在乎音樂裡有沒有真誠的感情,能不能與聽眾有效溝通。但我還沒有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清晰可辨的音樂語言,我的表達方式仍然明顯受到歷史風格的制約。不具備自己的語言,也就無法真正用自己的視野、自己的本心來探索世界;說得激烈一點──在音樂的世界裡,我還沒有長大成人,真正擁有獨立而健全的人格。
喜歡溫暖交流的我,是我;誠實表達情感的我,是我。但「我」就是我的最大限制。
因為做人不能只知道忠於自我,還需要非常謙卑、非常努力地「完成」自我。即使永遠也無法百分之百完成。
一個獨立而健全的人,一個不受困於自我意識的人,所表達的不會只有一己的情感,而是去探索人性的每一個幽微角落。
如果寫音樂最終是為了提煉自己的人生,如果追尋風格就是去完成生命自身......那麼,這個動力應該足夠我行走一輩子了吧。畢竟,人生的問題是不會間斷的。我能透過音樂,持續融解內心中的恐懼與迷茫嗎?
尾聲
行文至此,這封信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跑題。標題是《擊破此生的限制》,我卻讓可憐的你陪一個準中年男子絮絮叨叨地自我反省,對你而言勉強算是日行一善。若你真的努力讀到了這裡,我衷心感謝你。
但跑題就跑題了吧。事實上,我從來就沒寫過一首能按事前藍圖施工的曲子,每一首曲子都是徹頭徹尾的跑題。但回首細想,最後那跑了個天旋地轉、南轅北轍的軌跡,往往才是初始藍圖真正想要描繪的樣子。只是有點得意而忘形。
作為一個三十五歲的作曲家,我已經講得太多了。最終,這封信談不了如何擊破限制,所能談的,只有「此生」。
此生,好好活著,誠實活著,盡可能活得明白一點,雖然因此得一直在追尋中活著。此生太短,太有限。
卻是你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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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稿後記 這不是篇能夠用紅筆畫線的文章 吳毓庭
上架這篇文章前,我將所有重點之處(自然是編者認為重點之處)全數反紅了起來(如同我在上一封邀稿信件中所做),但校稿完後卻又深深覺得,這篇文章其實不太適合標上紅字,那種紅黑之間的巨大反差,完全搭不上整篇連綿、抒情的筆法。於是,我考慮是否要以另一種顏色標記;藍色、綠色、酒紅色,甚麼顏色都試了,但感覺什麼都不適合。最後,我決定重新把文章調回白底黑字,回到剛剛收到這封信最原始的樣子。
這番繞行不是多事,而是我內心對這篇文章忍不住投入的情感——如同忠元「我更不願意把人生描述成一條直線的跑道」,我也不願把此信讀得像是一篇推演觀點、結論為大的敘述,因為當讀者跟隨忠元邁入最後一段「跑題」時,前方多處叩問早已讓人熱血沸騰。在文末我已經完全相信:唯有時時反覆追問的人生,才是一場不枉然的人生,而我迂迴著反覆閱讀,即是為了使自己更靠近那種不枉然。
話說忠元現在的形象是非常暖男式的,但他在我腦海中最難忘的身影其實是:我們在十八歲一起修歷史通識課時,他忽然起身打破教室的寂靜,舉起手開始詰問眼前教授的史觀(我們可是身處在師大而非台大那樣的環境啊)。我從來沒有把那天的事當作是衝動或叛逆,因為我可以感覺到,這一切是因為他非問不可、非明白不可。我想正是這樣的性格,在這麼多年過去以後,還會寫下這樣一封信,信裡有這麼多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想過、徘徊過的提問,然後從開頭到了結尾處,能悄悄吐露出更接近本心的通達與明白。
受老同學毓庭之邀,為黃秋芳創作坊寫了一封公開信。
原本命題為《擊破此生的限制》——一件我還沒有真正做到的事,於是寫著寫著,就成了一篇主題不明的自我檢討文。
看著四個月前寫下的文字,無限感慨。
文章刊出的此刻,我正與“此生的限制”狹路相逢,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究竟該選擇安全的路,還是純粹的路。
世界上畢竟沒有一種毫無風險、毫無代價的選擇。
説漂亮話很容易,但只有真正面臨選擇,才會知道“理想”在自己心裡究竟是個什麼模樣,有多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