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本來是一個大城，英美法蘇在二次大戰后瓜分了它。屬于蘇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個城變為天涯海角，不過一牆相隔便是雙城了。

　　我下車的那個車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個關卡，如果提出申請，限定當日來回，是可以過去的。而東柏林的居民卻不可以過來。

　　那個車站是在東柏林，接受申請表格的就是東德的文職軍人了。

　　我們的護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隊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机內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個小房間內去問，問什么我不明白。總之面露喜色的人出來，大半是准進東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著會痛，又不敢亂走，怕听不見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個辦公室是玻璃大窗的，無論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繞圈子，總覺得有一雙眼睛，由窗內的辦公桌上直射出來，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給釘著。

　　有人在專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來時，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我快步跑進小房間，密封的那一間，沒有窗，里面坐著一位不笑的軍官。請坐，他說。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軍官衣著很整齊，臉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將那本護照向桌上輕輕一丟，說：“你知道這本護照的意義嗎？”我說我知道。他听了便說：“那你為何仍來申請？我們不承認你的，不但不承認，而且你們的政策跟南韓一樣。現在我正式拒絕你的申請。”我看了他一眼，站起來，取回了護照，對他笑了一笑，說謝謝。那時的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動人的——任他是誰。

　　已經走出了門，那位軍官是心動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說：“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塊美金，參加有導游帶的旅行團，我給你一個條子，這种護照也可以過去的。”

　　我說，我是要去你們東德的外交部，導游會放人單獨行動嗎？再說，十五塊美金太貴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說完我沒有再對那個人笑，就出來了。

　　決定逃學，決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給過去東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時間，突然出現了一大段空檔，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買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沒有去，就在那個車站里晃來晃去看人的臉。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線一樣的感應，由一個人的眼里不斷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會儿了，他還在看我。

　　等我繞到投幣拍快照片的小亭子邊時，那种感應更強了。一回身，發覺背后站著一位就如電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軍官——當然是東德的。

　　“哦！你來了，終于。”我說。他的臉，一下子浮上了一絲很复雜的表情，但是溫柔。“晃來晃去，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個密封的審人室，說：“他們不給我進東柏林。”我們又說了一些話，說的是想先進去拿過境簽證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覺這個軍官的職位和知識都比里面那個審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燒的眼睛，這個人那里見過的？

　　事情很快解決了，台灣護照東德不承認，給發了一張對折的臨時證。上面要寫明身高、眼色、發色、特征等等——在填寫特征時，我寫：牙齒不整齊。那叫它通行證的東西是白色的。說要拍張快照，我身上沒有零錢，那位軍官很快掏出了錢。一下子拍出來三張，公事用了兩張，另外一張眼看他放入貼心內袋，我沒說一個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動，將眼光垂了下來。

　　排隊的人很長，一個一個放，慢慢的。那位幫我的軍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邊，一步一步的移。我們沒有再說話，時光很慢，卻舍不得那個隊伍快快的動。好似兩個人都是同樣的心情，可是我們不再說話了。

　　等到我過關卡時，軍官也跟了過來。一瞬間，已站在東柏林這一邊了。凄涼的街上，殘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換了一個時光，衣著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樣了。“好，我走了。”我說。那個軍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說了一句英文，他說：“你真美！”听了這句話，突然有些傷感，笑著向他點點頭，伸出手來，說：“五點鐘，我就回來。可以再見的。”他說：“不，你進入東柏林是由這里進，出來時是由城的另外一邊關口出去。問問路人，他們會告訴你的。外交部不遠，可以走去。我們是在這一邊上班的人，你五點回來時，不在我這里了。”

　　“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說。

　　我們沒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著。他，很深的眼睛，不知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無力和悲傷。

　　就那么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問人，路上有圍著白圍巾的青年，一路跟著要換西柏林馬克或美金，隨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絕得難過。

　　都快下班了，才問到簽證的柜台，也不存希望給或不給，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個离別時叫人落水的眼睛里。

　　是東德，在東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种夢境，很朦朧的倦和說不出的輕愁。那本護照——台灣的，就如此繳了上去。

　　看護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兩下，就向身后的同事叫嚷，說：“喂！來看這本護照呀！蔣介石那邊來的。”人都圍上來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雙眼睛里。隨便人們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蔣——介——石——嗯。”那位中年人歎了口气。

　　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當他說到這句話，我就自殺似的沖出了一句：“蔣介石，我還是他女儿呢！”“真的？！”對方大叫起來。

　　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陳、陳、陳……。“你說老實話哦！”他說。我不說話，只是笑了笑。那雙眼睛，今朝才見便离了的眼睛，他說我真美麗，他用英文說，說成了他和我的秘密還有終生的暗號。

　　“你姓陳，他姓蔣，怎么會？”又問。
　　我反問他：“請問給不給經過東德的簽證嘛？”他說：“給、給、給……。”急著嘩一下蓋了章，就成了事。

　　隔著柜台，我豎起了腳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臉上親了一下，說：“你真美，謝謝你。”然后，走了。

　　東柏林在展越南戰爭的照片，進去看了一下。那張，美軍提著越共的頭，踩在無頭尸体上，有若非洲獵象獵獸的成就感，在那個大兵的臉上開著花。沒有再看下去，覺得自己是一個亞細亞的孤儿。

　　去飯店吃了一頓魚排，付帳時，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种笑，使我付出了不是過境時換的當地錢。有二十塊美金，給了十塊，每月生活費的十分之一。沒有等找錢，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

　　經過一家書店，看見齊白石的畫，我一急，進去了，要人窗內拿下來，發現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謝了走開。

　　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著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東西。

　　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點時已經暗了。可是這邊的城沒有太多燈光。問到了出關回西柏林的地方，關口很嚴也牢，是九曲橋似的用曲折牆建出來的，我猜是怕東邊的人用車子來闖關而設計的。

　　他們不給我回去，一直審問，問我那張白色的通行證如何得來的？為什么會身上又有一本台灣的護照藏著。又問來時身上報了二十美金，怎么換了五塊美金的當地東德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塊一張。我說吃飯時付錯了。問是哪一家飯店，我答誰記得路。

　　他們不給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說：“你們自己發的通行證，去問放我過來的那個關卡。去問！打電話去問呀！好討厭的，也不去解決。”

　　不知過了有多久，我彎彎曲曲的走過了一道又一道關，門口站著來接的，是中午那個以為已經死別了的人。他在抽煙，看見我出來，煙一丟，跨了一步，才停。

　　“來！我帶你，這邊上車，坐到第五站，進入地下，再出來，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輕輕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經過的軍人，都向我們敬禮——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

　　在車站了，不知什么時刻，我沒有表，也不問他，站上沒有挂鐘，也許有，我看不見。我看不見，我看不見一輛又一輛飛馳而過的車廂，我只看見那口井，那口深井的里面，閃爍的是天空所沒有見過的一种恒星。

　　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沒有，是呢絨草綠軍裝。我在拚命發抖，他也在抖，車站是空的了，風吹來，吹成一种調子，夾著一去不返的車聲。沒有上車，他也不肯离去。就這么對著、僵著、抖著，站到看不清他的臉，除了那雙眼睛。風吹過來，反面吹過來，吹翻了我的長發，他伸手輕拂了一下，將蓋住的眼光再度与他交纏。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后一班，你上！”他說。我張口要說，要說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著還想說，他又推我。這才狂叫了起來——“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請你請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沒有，西柏林對我又有什么意義。

　　怎么上車的不記得了。風很大，也急，我吊在車子踩腳板外急速的被帶离，那雙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說不知前生是什么關系的一個謎和痛。直到火車轉了彎，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彎刀，一直割、一直割個不停。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來，被送進醫院已是高燒三日之后才被發現的。燒的時間頭痛，心里在喊，在喊一個沒有名字的人。

　　住了半個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醫生只有早晨巡視的時候帶了一群實習醫生來，探病的人一周可以進來一次。我的朋友念書忙，總是打電話給護理室，叫小姐來傳話問好，但人不來。

　　醫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大枯樹，雪天里一群一群的烏鴉呱呱的在樹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總是將頭抵在窗口不說什么。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說話，走上來，指著窗外對我說：“你看，那邊再過去，紅磚公寓的再過去，就是圍牆，東柏林，在牆的后面，你去過那個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