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27 11:47:46大狗
當今知識分子所應有的責任
這聽起來有點像是李敖應該在中國演講的主題。
當大家在關心舞臺上的藝人，到底有沒有更精彩的光碟時，我撇過頭去，不屑一顧。
昨天有個以色列女主播，因為汽車炸彈，截肢了左手跟左腳。
更前面的事情是，以色列終於在恐怖主義的威脅之下屈服，撤出加薩走廊。這當然同時顯示了侵略伊拉克的不正義性，以及奧薩馬賓拉登在對美鬥爭策略下的明智及正確。
不過這些事情，都是台灣大眾，或是所謂的菁英（無論是媒體的、政治的或是學術的）不關心的。可是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地球村中，蝴蝶效應隨時都會引發任何一個區域的波動。誰說台灣跟這些國際事務無關？
台灣本來就應該獨立。中國無權侵入一個主權國家，就如同以色列在國際強權如何背書之下，也不能剝奪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一般。在以、巴之間的鬥爭中，台灣知識分子應該謹記與學習。以下是一篇報導：（台灣的記者請看看，不要太無恥、太無動於衷）
向薩伊德致敬——從反對奧斯陸協定到以巴共治
反猶太主義的政治學
文/唐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絡人，勞動人權協會政策組召集人）
出處/勞權會
愛德華．薩伊德
九月底，在報上讀到彰化高中台文社的英文老師竟然邀請到國際知名的學者薩伊德到台灣來演講，非常驚訝。當然連邀請薩伊德來台訪問的英文老師也很驚訝。據這位英文老師說，薩伊德原先是答應要來的，後來因為SARS的關係順延了行程，但接著他血癌的病情加重，不久就在9月25日逝世，享年67歲，距離巴勒斯坦人民反佔領第二次人民起義（Intifada）三週年，還有三天。
反猶太主義政治學
薩伊德如果能來的確是好事，但依筆者的了解，薩伊德近年由於血癌的折磨（他已罹患血癌長達十年），已經鮮少活動。從收錄在《反擊》（CounterPunch）雜誌所編的《反猶太主義的政治學》文集裡的幾篇文章來看，這些文章反應了他病中寫作的情況。其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去年三個月間不斷地進出醫院，數不清的檢查和治療令他感到身心俱疲，但思想卻格外清晰的情況。他提到了病間看到電視上播放著以色列飛機轟炸機加薩走廊，造成九名巴勒斯坦兒童死亡的新聞（事件發生在2002年7月23日），悲憤不已。他嚴辭批判西方社會總是不厭其煩地去注意自殺炸彈的攻擊事件，反而扭曲了造成這種攻擊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以色列總理夏隆常年以來用美國所武裝的以色列士兵，對巴勒斯坦人民進行殘酷無情的屠殺壓迫，使得巴勒斯坦人民在絕望、無力的情況下，而做出的反應。他進一步地提到如果不從歷史的脈絡中來追尋事件的真相，而只是挑出孤立的事件來加以指責，這是一種人性的失敗，了解這樣的歷史脈絡不一定能減輕暴力，但至少可以還原歷史和地理。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薩伊德生命垂暮之時清晰的思路。
所以，當我在新聞中讀到這位彰化高中的英文老師說薩伊德之所以會來，是因為他將台灣和巴勒斯坦做了比較，引起了薩伊德的興趣，因此薩伊德才會來的時候，筆者不禁沉思許久。
我不了解這位英文老師是如何比較台灣和巴勒斯坦的，但從新聞的上下文看來，似乎這位老師的比較之所以引起薩伊德的興趣，是因為台灣和巴勒斯坦有相似之處。如果是這樣，筆者恐怕無法同意。
我們來看看這張相片。
熟悉巴勒斯坦人民鬥爭歷史的朋友，都會知道這是兩次巴勒斯坦人民起義的典型照片。兒童和少年向以色列的正規軍隊投擲石塊，誓言抵抗以色列軍隊的佔領暴力到底。一般人都會問，這些小孩向坦克丟石塊有用嗎？這不是一種無效的行為嗎？對我們這些安逸的、講求效率的資本主義都會市民而言，這的確是一種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行動，和我們在台灣「玩」的政治有極大的差別。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向世界宣傳說他們的屯墾區是從無到有，在無人的沙漠開墾綠洲，根本不關巴勒斯坦人的事時，我們也許就會理解這種抵抗。真實的歷史脈絡是：遠在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人就世居在這，以色列人為了強佔世居者的土地，用戰爭和推土機把他們趕到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成為難民，強說他們的佔領合法（這種行為，聯合國1967年安理會的242號決議已指為違法）。由美英帝國主義國家所主導的國際媒體，也在美國的指使下，對這樣的暴行悶不吭聲。巴勒斯坦人民為了對抗國際的忽略，證明自己的存在，於是採取了抵抗的運動。這樣的抵抗，就如同阿拉法特1965年尋求中國軍援時，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說的：「我們的抵抗並不是為了軍事上的勝利，而是證明我們政治上的存在」。但我覺得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把巴勒斯坦圍成大監獄的「和平路線圖」第二階段圍牆計劃
台灣的軍購世界有名（特別是對美軍購），曾經高居全球軍購榜首，但巴勒斯坦人近百年來卻幾乎都在用老式的來福槍在和先進的以色列軍隊對抗（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核武強權）。台灣靠著台灣關係法，長年來接受美國保護，巴勒斯坦卻在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情況下，因為《奧斯陸協定》和所謂的「和平路線圖」而不斷遭到美國的孤立，便成一座大監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1991年海灣戰爭的時候甘冒大不諱的支持伊拉克，而我們台灣的總統卻在美英侵伊戰爭中公開支持這樣的侵略戰爭?.。我想兩個地方的反差之處太多了，以薩伊德思路的明晰以及對中東的關切，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差別。何況同是語言學家和關心中東問題的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還曾經為文批評過台灣支持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根本就是一個「恐怖」國家。而喬姆斯基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薩伊德不可能毫無所悉，所以，筆者認為薩伊德如果只因英文老師的一封台灣與巴勒斯坦的比較信件就對台灣「心嚮往之」，恐怕言過其實。可惜現在薩伊德已過世，我Ì 97;也無從查證了。
薩伊德在他1991年的著作《認同．權威．自由：君主與旅人》中曾經提到他的三重身分：「我是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個美國人，這所賦予我的雙重角度即使稱不上詭異，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當然是個學院人士。這些身分中沒有一個是隔絕的；每一個身分都影響、作用於其他身分。因此，我必須協調暗含於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與矛盾。」1988年，他在一篇有關美國知識分子與中東政治的訪談錄中也表示：這種有關身分和認同的設定並不是互相排斥的，「一方面你爭取代表自己的權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這些是連接上更寬廣的實踐（也就是我所謂的解放），否則我是完全反對的。」
薩伊德在台灣學術界廣為所知的是他的後殖民理論、他的跨學科的理論整合論述，的確一時蔚為顯學。可是有關他對中東問題、乃至於巴勒斯坦的政治實踐活動，不知為何卻被忽略，也許因為這樣的政治實踐有違學術中立吧，特別是這種政治實踐一定會觸怒台灣長期親美的社會價值觀。也許由於這種特殊的考量，使得薩伊德所強調的複合身分被割裂，在台灣我們只看到了「後殖民」的薩伊德，卻忽略了「巴勒斯坦」的薩伊德。因此，站在向薩伊德致敬的立場，我們必須強調他的「巴勒斯坦」身分，以便還原他的複合身分。
會讓很多「利用」薩伊德後殖民理論的人洩氣的是，薩伊德反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邊一國」。他力排眾議的堅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應該在統一的巴勒斯坦上共治，因此他反對1993年《奧斯陸協定》中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分治的計劃，為了堅持他的意見，他不惜要求阿拉法特辭職並且於1995年辭去了他在巴勒斯坦國會的議員席位，來表達他的抗議。他認為簽訂《奧斯陸協定》根本就是向以色列投降！他這樣的看法，在當時阿拉法特和拉賓因《奧斯陸協定》而獲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氣氛下，顯得異常落寞，但2000年所發生的巴勒斯坦第二次人民起義，卻還給了薩伊德一個公道。因為1993年《奧斯陸協定》後的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違反規定、變本加厲的佔領，而2000年以色列總理夏隆為了選舉，挑釁地走訪巴勒斯坦回教聖地阿克沙清真寺，終於觸發了第二次的巴勒斯坦人民起義。
2000年9月30日，以色列軍隊屠殺了年僅12歲的巴勒斯坦兒童穆罕默德．阿度拉（Muhammad Al-Durra）之後，使得更多的巴勒斯坦兒童投入了反佔領的第二次人民起義。
挾著侵伊戰爭的勝利，布希提出了三階段「和平路線圖」的計劃，表面上是為巴勒斯坦的最終建國進行過渡性的準備，但由於對於第一階段以色列非法擴充的定居點的遷移計劃語焉不詳，所以根本沒有如期完成（期限原本是在2003年6月前）。至於第二階段的「創造一個巴勒斯坦國」計劃（這項計劃原定要在 2003年12月完成），卻因為所謂「暫時性邊界」（也就是以色列在所謂的暫時性邊界建圍牆，進行種族隔離的措施）的問題，引發了巴勒斯坦人越來越激烈的抵抗的，第三階段當然更遙遙無期。
依據第二階段計劃所要建立的「暫時性邊界」圍牆從北到南全長共347公里，其中已經完成了120公里。這堵圍牆有25呎高、10呎厚，每公里的造價是160萬美元，這些經費當然是由美國支出。薩伊德在今年六月間的文章提到此事，痛心疾首到了極點。他當然嚴詞抨擊了布希、包威爾和夏隆的虛偽與殘酷，但他也毫不留情地譴責阿拉法特和阿布．馬贊（協商《奧斯陸協定》的主要巴勒斯坦代表）的因循苟且和無能。在他臨終前三個月，他把解放巴勒斯坦的希望，寄託在由穆斯塔法．巴格胡蒂（這位前共產黨員曾在莫斯科接受醫療訓練）所建立的「全國政治行動」（NPI）上。這位醫生以他的「鄉村醫療委員會」的服務網絡為核心，建立了一個涵蓋以巴和全世界各地聯繫的組織，用訓練計劃和失業者的社會服務來作為對抗以色列壓迫的武器。
就在薩伊德去世前一個半月，他再度為他的《東方主義》（1975年）一書寫下廿五週年的紀念序言（Al-Ahram周刊第650號，http: //weekly.ahram.org.eg/2003/650/op11htm）。這篇序言和他1994年時回應各方的詰難的序言相比在內容上可以說非常的不同。在這篇週年紀念的序言中，他以《東方主義》的論述架構來闡明他對具體歷史和政治的整體理解，這可以看做是他終身志業的最後總結。他除了強調文化的「異質」性並應加以接受外，也談到了《東方主義》的目的是要「解除心靈枷鎖」的人道批判（humanistic critique）核心，以歷史和理性的態度來清理類似「東方主義」或「反猶太主義」的論述，並以此來反對一切的不正義、歧視和壓迫，當然還有在現實政治上的帝國主義佔領。
薩伊德在台灣學術界的受歡迎程度，和台灣學術界對當前政治上「去中國化」政策的冷漠，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薩伊德如果真的如期前來台灣，看到這樣的情勢，筆者真的可以想像他筆間慣有的傷痛將會如何憤怒地傾瀉而出。
廿五年後的序文中，薩伊德雖然提到了當前蓬勃發展的網路資訊有日趨「片段化」和「簡單化」的趨勢，但他也對透過網際網路而成功凝聚的全球反戰運動給予高度的肯定。他認為不同的地區、文化與民族透過反戰運動中的互相了解，進一步促進運動的發展，對抗強勢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佔領，是和他的理想一致的。
所以，對薩伊德最高的致敬，應該就是繼續參與和發動這個仍在持續的全球反戰運動，特別是薩伊德終身念茲在茲的終結帝國主義殖民佔領的理想，這也是全球反戰運動當前的新任務，10月24日上午10點，台灣一些勞工和反戰團體將與全球同步推動「終結佔領國際行動日」活動，在美國在台協會前表達「停止佔領．立即撤軍」的訴求。雖然筆者無法全盤接受薩伊德的理論，但向薩伊德的理想致敬卻是無庸置疑的。
由衷理解並敬愛薩伊德的朋友們，請支持他終結佔領的理想！
當大家在關心舞臺上的藝人，到底有沒有更精彩的光碟時，我撇過頭去，不屑一顧。
昨天有個以色列女主播，因為汽車炸彈，截肢了左手跟左腳。
更前面的事情是，以色列終於在恐怖主義的威脅之下屈服，撤出加薩走廊。這當然同時顯示了侵略伊拉克的不正義性，以及奧薩馬賓拉登在對美鬥爭策略下的明智及正確。
不過這些事情，都是台灣大眾，或是所謂的菁英（無論是媒體的、政治的或是學術的）不關心的。可是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地球村中，蝴蝶效應隨時都會引發任何一個區域的波動。誰說台灣跟這些國際事務無關？
台灣本來就應該獨立。中國無權侵入一個主權國家，就如同以色列在國際強權如何背書之下，也不能剝奪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一般。在以、巴之間的鬥爭中，台灣知識分子應該謹記與學習。以下是一篇報導：（台灣的記者請看看，不要太無恥、太無動於衷）
向薩伊德致敬——從反對奧斯陸協定到以巴共治
反猶太主義的政治學
文/唐曙（反對美英侵略伊拉克戰爭聯合行動聯絡人，勞動人權協會政策組召集人）
出處/勞權會
愛德華．薩伊德
九月底，在報上讀到彰化高中台文社的英文老師竟然邀請到國際知名的學者薩伊德到台灣來演講，非常驚訝。當然連邀請薩伊德來台訪問的英文老師也很驚訝。據這位英文老師說，薩伊德原先是答應要來的，後來因為SARS的關係順延了行程，但接著他血癌的病情加重，不久就在9月25日逝世，享年67歲，距離巴勒斯坦人民反佔領第二次人民起義（Intifada）三週年，還有三天。
反猶太主義政治學
薩伊德如果能來的確是好事，但依筆者的了解，薩伊德近年由於血癌的折磨（他已罹患血癌長達十年），已經鮮少活動。從收錄在《反擊》（CounterPunch）雜誌所編的《反猶太主義的政治學》文集裡的幾篇文章來看，這些文章反應了他病中寫作的情況。其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去年三個月間不斷地進出醫院，數不清的檢查和治療令他感到身心俱疲，但思想卻格外清晰的情況。他提到了病間看到電視上播放著以色列飛機轟炸機加薩走廊，造成九名巴勒斯坦兒童死亡的新聞（事件發生在2002年7月23日），悲憤不已。他嚴辭批判西方社會總是不厭其煩地去注意自殺炸彈的攻擊事件，反而扭曲了造成這種攻擊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以色列總理夏隆常年以來用美國所武裝的以色列士兵，對巴勒斯坦人民進行殘酷無情的屠殺壓迫，使得巴勒斯坦人民在絕望、無力的情況下，而做出的反應。他進一步地提到如果不從歷史的脈絡中來追尋事件的真相，而只是挑出孤立的事件來加以指責，這是一種人性的失敗，了解這樣的歷史脈絡不一定能減輕暴力，但至少可以還原歷史和地理。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薩伊德生命垂暮之時清晰的思路。
所以，當我在新聞中讀到這位彰化高中的英文老師說薩伊德之所以會來，是因為他將台灣和巴勒斯坦做了比較，引起了薩伊德的興趣，因此薩伊德才會來的時候，筆者不禁沉思許久。
我不了解這位英文老師是如何比較台灣和巴勒斯坦的，但從新聞的上下文看來，似乎這位老師的比較之所以引起薩伊德的興趣，是因為台灣和巴勒斯坦有相似之處。如果是這樣，筆者恐怕無法同意。
我們來看看這張相片。
熟悉巴勒斯坦人民鬥爭歷史的朋友，都會知道這是兩次巴勒斯坦人民起義的典型照片。兒童和少年向以色列的正規軍隊投擲石塊，誓言抵抗以色列軍隊的佔領暴力到底。一般人都會問，這些小孩向坦克丟石塊有用嗎？這不是一種無效的行為嗎？對我們這些安逸的、講求效率的資本主義都會市民而言，這的確是一種不符合成本效益的行動，和我們在台灣「玩」的政治有極大的差別。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向世界宣傳說他們的屯墾區是從無到有，在無人的沙漠開墾綠洲，根本不關巴勒斯坦人的事時，我們也許就會理解這種抵抗。真實的歷史脈絡是：遠在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人就世居在這，以色列人為了強佔世居者的土地，用戰爭和推土機把他們趕到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成為難民，強說他們的佔領合法（這種行為，聯合國1967年安理會的242號決議已指為違法）。由美英帝國主義國家所主導的國際媒體，也在美國的指使下，對這樣的暴行悶不吭聲。巴勒斯坦人民為了對抗國際的忽略，證明自己的存在，於是採取了抵抗的運動。這樣的抵抗，就如同阿拉法特1965年尋求中國軍援時，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說的：「我們的抵抗並不是為了軍事上的勝利，而是證明我們政治上的存在」。但我覺得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把巴勒斯坦圍成大監獄的「和平路線圖」第二階段圍牆計劃
台灣的軍購世界有名（特別是對美軍購），曾經高居全球軍購榜首，但巴勒斯坦人近百年來卻幾乎都在用老式的來福槍在和先進的以色列軍隊對抗（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核武強權）。台灣靠著台灣關係法，長年來接受美國保護，巴勒斯坦卻在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情況下，因為《奧斯陸協定》和所謂的「和平路線圖」而不斷遭到美國的孤立，便成一座大監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1991年海灣戰爭的時候甘冒大不諱的支持伊拉克，而我們台灣的總統卻在美英侵伊戰爭中公開支持這樣的侵略戰爭?.。我想兩個地方的反差之處太多了，以薩伊德思路的明晰以及對中東的關切，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差別。何況同是語言學家和關心中東問題的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還曾經為文批評過台灣支持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根本就是一個「恐怖」國家。而喬姆斯基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薩伊德不可能毫無所悉，所以，筆者認為薩伊德如果只因英文老師的一封台灣與巴勒斯坦的比較信件就對台灣「心嚮往之」，恐怕言過其實。可惜現在薩伊德已過世，我Ì 97;也無從查證了。
薩伊德在他1991年的著作《認同．權威．自由：君主與旅人》中曾經提到他的三重身分：「我是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個美國人，這所賦予我的雙重角度即使稱不上詭異，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當然是個學院人士。這些身分中沒有一個是隔絕的；每一個身分都影響、作用於其他身分。因此，我必須協調暗含於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與矛盾。」1988年，他在一篇有關美國知識分子與中東政治的訪談錄中也表示：這種有關身分和認同的設定並不是互相排斥的，「一方面你爭取代表自己的權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這些是連接上更寬廣的實踐（也就是我所謂的解放），否則我是完全反對的。」
薩伊德在台灣學術界廣為所知的是他的後殖民理論、他的跨學科的理論整合論述，的確一時蔚為顯學。可是有關他對中東問題、乃至於巴勒斯坦的政治實踐活動，不知為何卻被忽略，也許因為這樣的政治實踐有違學術中立吧，特別是這種政治實踐一定會觸怒台灣長期親美的社會價值觀。也許由於這種特殊的考量，使得薩伊德所強調的複合身分被割裂，在台灣我們只看到了「後殖民」的薩伊德，卻忽略了「巴勒斯坦」的薩伊德。因此，站在向薩伊德致敬的立場，我們必須強調他的「巴勒斯坦」身分，以便還原他的複合身分。
會讓很多「利用」薩伊德後殖民理論的人洩氣的是，薩伊德反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邊一國」。他力排眾議的堅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應該在統一的巴勒斯坦上共治，因此他反對1993年《奧斯陸協定》中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分治的計劃，為了堅持他的意見，他不惜要求阿拉法特辭職並且於1995年辭去了他在巴勒斯坦國會的議員席位，來表達他的抗議。他認為簽訂《奧斯陸協定》根本就是向以色列投降！他這樣的看法，在當時阿拉法特和拉賓因《奧斯陸協定》而獲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氣氛下，顯得異常落寞，但2000年所發生的巴勒斯坦第二次人民起義，卻還給了薩伊德一個公道。因為1993年《奧斯陸協定》後的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違反規定、變本加厲的佔領，而2000年以色列總理夏隆為了選舉，挑釁地走訪巴勒斯坦回教聖地阿克沙清真寺，終於觸發了第二次的巴勒斯坦人民起義。
2000年9月30日，以色列軍隊屠殺了年僅12歲的巴勒斯坦兒童穆罕默德．阿度拉（Muhammad Al-Durra）之後，使得更多的巴勒斯坦兒童投入了反佔領的第二次人民起義。
挾著侵伊戰爭的勝利，布希提出了三階段「和平路線圖」的計劃，表面上是為巴勒斯坦的最終建國進行過渡性的準備，但由於對於第一階段以色列非法擴充的定居點的遷移計劃語焉不詳，所以根本沒有如期完成（期限原本是在2003年6月前）。至於第二階段的「創造一個巴勒斯坦國」計劃（這項計劃原定要在 2003年12月完成），卻因為所謂「暫時性邊界」（也就是以色列在所謂的暫時性邊界建圍牆，進行種族隔離的措施）的問題，引發了巴勒斯坦人越來越激烈的抵抗的，第三階段當然更遙遙無期。
依據第二階段計劃所要建立的「暫時性邊界」圍牆從北到南全長共347公里，其中已經完成了120公里。這堵圍牆有25呎高、10呎厚，每公里的造價是160萬美元，這些經費當然是由美國支出。薩伊德在今年六月間的文章提到此事，痛心疾首到了極點。他當然嚴詞抨擊了布希、包威爾和夏隆的虛偽與殘酷，但他也毫不留情地譴責阿拉法特和阿布．馬贊（協商《奧斯陸協定》的主要巴勒斯坦代表）的因循苟且和無能。在他臨終前三個月，他把解放巴勒斯坦的希望，寄託在由穆斯塔法．巴格胡蒂（這位前共產黨員曾在莫斯科接受醫療訓練）所建立的「全國政治行動」（NPI）上。這位醫生以他的「鄉村醫療委員會」的服務網絡為核心，建立了一個涵蓋以巴和全世界各地聯繫的組織，用訓練計劃和失業者的社會服務來作為對抗以色列壓迫的武器。
就在薩伊德去世前一個半月，他再度為他的《東方主義》（1975年）一書寫下廿五週年的紀念序言（Al-Ahram周刊第650號，http: //weekly.ahram.org.eg/2003/650/op11htm）。這篇序言和他1994年時回應各方的詰難的序言相比在內容上可以說非常的不同。在這篇週年紀念的序言中，他以《東方主義》的論述架構來闡明他對具體歷史和政治的整體理解，這可以看做是他終身志業的最後總結。他除了強調文化的「異質」性並應加以接受外，也談到了《東方主義》的目的是要「解除心靈枷鎖」的人道批判（humanistic critique）核心，以歷史和理性的態度來清理類似「東方主義」或「反猶太主義」的論述，並以此來反對一切的不正義、歧視和壓迫，當然還有在現實政治上的帝國主義佔領。
薩伊德在台灣學術界的受歡迎程度，和台灣學術界對當前政治上「去中國化」政策的冷漠，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薩伊德如果真的如期前來台灣，看到這樣的情勢，筆者真的可以想像他筆間慣有的傷痛將會如何憤怒地傾瀉而出。
廿五年後的序文中，薩伊德雖然提到了當前蓬勃發展的網路資訊有日趨「片段化」和「簡單化」的趨勢，但他也對透過網際網路而成功凝聚的全球反戰運動給予高度的肯定。他認為不同的地區、文化與民族透過反戰運動中的互相了解，進一步促進運動的發展，對抗強勢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佔領，是和他的理想一致的。
所以，對薩伊德最高的致敬，應該就是繼續參與和發動這個仍在持續的全球反戰運動，特別是薩伊德終身念茲在茲的終結帝國主義殖民佔領的理想，這也是全球反戰運動當前的新任務，10月24日上午10點，台灣一些勞工和反戰團體將與全球同步推動「終結佔領國際行動日」活動，在美國在台協會前表達「停止佔領．立即撤軍」的訴求。雖然筆者無法全盤接受薩伊德的理論，但向薩伊德的理想致敬卻是無庸置疑的。
由衷理解並敬愛薩伊德的朋友們，請支持他終結佔領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