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國正積極朝向現代工業化的國家邁進，無論在全球GDP（2兆2千2百億美元）排名僅次於美國（12兆4千5百億美元）、日本（4兆5千億美元）、德國（2兆7千8百億美元）高居世界第四。

在吸引外資投資金額亦高居世界第一位，全球前500大跨國公司已經有400多家到中國投資。

然而由於過度偏重工商業發展，長期以農業支撐經濟發展的結果，造成中國城鄉所得差距正逐年擴大，目前中國農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大約只有400美元（2936元人民幣），不及城市地區居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的1/3，城鄉可支配所得差距達3.21：1，遠較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為1.5：1來的高。

中國只用了一世代的時間，卻取得了其他國家要用上好幾代才能取得的成就雖然受到世人讚譽，但是所衍生出嚴重的「三農」問題若不設法改善，將為中國社會的動盪埋下不安的要素。

如何有效提高農民所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已被中國政府列為首要之務。

為此中國繼「農業學大寨」後，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前往韓國取經，希望透過學習韓國在1970年代所推動「新村運動」成功縮小城鄉所得差距的經驗，來紓解當前中國所面臨嚴重的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

猶記得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主政期間，台灣尚且雄心萬丈的希望藉由台灣農業經驗及技術來協助解決中國日益惡化的農村問題，並擬定透過拉抬沿海城市的經濟成長，來影響內地達到質變的大戰略思想，卻在短短不到10年間煙消雲散。

「台灣經驗」不再成為挽救中國農業的良方，「韓國經驗」反成為學習的對象，箇中曲折頗值得一向以農業成果為傲的我們虛心檢討與反省。

1960年代初期韓國農民的生活相當困苦，「住草屋，點油灯，吃兩頓飯」，是當時韓國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為挽救衰落的農村，韓國朴正熙政府從1970年起在全國展開「新村運動」。

該運動與以往其他任何類似的建設運動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啟發了農民自身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由農民自己辦事、自己管事。

一言以蔽之，新村運動就是農民的自主致富運動，它的主體始终是農民。

經過30多年堅持不懈的努終於讓農民脫離貧困，也顯著縮短城鄉的差距，讓城鄉收入差距平穩保持在1：0.8至1：0.9之間。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變遷，新村運動也不斷的被注入新的議題，為農村注入新的生命力，尤其在30多年的推動過程雖歷經5任總統卻沒有因此「物換而星移」，此點應該是與台灣最大不同之處，也是新村運動成功的關鍵之一。

韓國推動新村運動所獲得的成就和經驗，不僅獲得中國領導階層的重視，許多開發中國家亦派員前往韓國參觀、學習與取經。

受到自然環境限制及土地政策影響，台灣農戶平均耕地規模僅1.1公頃，屬於小農經營形態，農業經營主體多屬兼業農，約佔78%。

農業生產成本偏高，形成國際競爭上的瓶頸。

2002年正式成為WTO會員後，政府雖然大力推動農業策略聯盟、安全農業、休閒農業、優質供果園、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及新農業運動等等，可惜這些由上而下的施政思維，「口號多過行動」，農村經濟依舊低迷，不但農業就業人口持續下滑，農村勞動力明顯老化，依據2005年統計資料顯示45歲以上農業就業人口所佔比率已達69.5%，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為50.7歲，60歲以上農業就業人數超過4分之1，顯見農業就業人力確實存在高齡化現象。

而農業就業人口的教育程度的偏低也限制了新技術的吸收。

2005年，農業產值為3824億4千4百萬台幣只佔國內GDP的1.8﹪。

在農家所得方面，2004年台灣農家平均每年每户可支配所得為89万3千多元新台幣，是非農家所得的78.1%，農家的農業淨收入只有19萬6千多元，顯示農家所得中大部分是非農業報酬。

總總數據顯示，政府在推動農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所繳出的成績並未有特別亮眼的表現，可作為各國農業面對後WTO時代的經營典範。

南韓新村運動成功的關鍵在於農民的「自覺自醒」與「脫離貧窮」的決心，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農業生路，成為各國爭相學習的典範。

而台灣農業發展曾有輝煌的歷史，但在政府長期保護下，農民依賴政府成性，致失去對國際情勢變遷的應變能力。

每逢選舉基於選票考量，政府一味的提高各種農業補貼，卻欠缺完整的配套措施，此種政策性買票對農民是否是一種飲鴆止渴，值得業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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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武忠，北縣人，博，經濟系教授。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