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1-23 12:11:46尚未設定
論胡適《嘗試集》中的「異國風情」(下)
同樣是中國人在美國，若是透過簡德(Arnold Genthe, 1869-1942)的美國華阜照片，我們可以一眼看出作為「異國人」的中國移民，第一次出現在作為「異國」的美國西部環境。然而同樣是藝術品，詩卻要透過語文來表達，「語文」深深根植於其發源地的「地理」環境，胡適筆下的影飛兒瀑泉，其異國的「地理」完全被「語文」所中國化了，完全看不出這是中國文人第一次在美國寫「山水詩」的創舉。(按，中國移民早在美國寫詩，《金山歌集》(1915出版，其作品創作時間應可追溯到更早的時間)中收錄的廣東華工歌謠，例如「花旗霜雪重，非裘莫禦冬。出外家居總不同，衫少歲寒肩膊聳。雖壯勇，風猛腰亦拱。整備綿袍早遞送，免較遠客盼征鴻。」等帶有粵語詞彙和「邊塞詩」風格的詩歌。)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則是《去國集》中的〈水調歌頭—今別離〉，這首詩同樣有一段「全球化」的有趣本事，與乏味的中國古典文本——
民國四年，七月二十五夜，月圓。疑是陰曆六月十五夜也。余步行月光中，賞玩無厭。忽念黃公度「今別離」第四章，以夢詠東西兩半球晝夜之差，其意甚新。於四章中，此為最佳矣。又念此意亦可假月寫之。杜工部：「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白香山云：「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蘇子瞻云：「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皆古別離之月也。今去國三萬里，雖欲與國中骨肉歡好共此嬋娟之月色，安可得哉。感此，成英文小詩二章。復自譯之，以為「今別離」之續。人境廬有知，或當笑我為狗尾之續貂耳。
此詩的特色其實在胡適以英文寫詩，又自譯成中文，自己寫的英文詩，其意旨當然自己清楚，既能兼通兩種語文，翻譯自應無礙。然而，胡適將這首詩「中譯」如下：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歌坡老佳句，回首十年前。照汝黃山下，照我春申古渡，同此月團欒。皎色映征袖，輕露濕雲鬢。今已矣！空對此，月新圓，清輝脈脈如許，誰與我同看？料得今宵此際，伴汝鷓鴣聲裡，驕日欲中天。簾外繁花影，邨上午炊煙。
黃遵憲的〈今別離〉中最有名的詩句是運用「文明詞」(即現代新科技發明物)入於詩中，例如「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等等。〈今別離〉受陳三立、梁啟超的讚譽而聲名大噪，受其啟發的仿作很多，如曹昌麟、劉大白等詩人，皆有佳作。胡適這闕「水調歌頭」大概是最差的一首，詩中美國的月亮並沒有比較圓，只讓人覺得胡適此時在美國仍做著中國夢。為了與黃遵憲原詩比較，全引如下：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
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
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
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
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
君在海之角，妄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
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
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複深，難以量相思。
黃詩之中其實只有「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四句點出了現代科學的地球時差知識，若要論其詞彙，並沒有用什麼新名詞或翻譯詞，其新意其實是在詩中白話辨證性的語法。反觀胡適「水調歌頭」，令人不可想像這是一首英文詩的中譯，安徽老家變成了「黃山下」，上海變成了「春申古渡」，真不知道用這種中國古典詩的邏輯怎麼寫出一首英文詩？其實《去國集》中另一首〈墓門行〉也有同樣的問題，這是胡適翻譯《紐約晚郵報》上一位美國詩人克琴(Arthur Ketchum)的一首輓詩，譯詩同樣完全被「中國化」了，完全不見其原文氣息：
伊人寂寂而長眠兮，
任春與秋之代謝。
野花繁其弗賞兮，
亦何知冰深而雪下？
水潺湲兮，
長楊垂首而聽之。
鳥聲喧兮。
好音誰其應之？
風嗚咽而怒飛兮，
陳死人安所知兮？
和平之神，
穆以慈兮。
長眠之人，
於斯永依兮。
誠然，翻譯的技巧，或「信、達、雅」的掌握是另一個問題，說不定胡適此處以中國賦體翻譯此詩，正合英文原詩之古雅韻味。但此處舉胡適的翻譯詩為例，意在說明當中國詩的語文仍在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等強大傳統的籠罩下時，無論詩人身在何處、身處何時、所詠何事，其吟詠的詩句將會是一個味道。中國古典詩傳統中並非沒有「異國風情」，就像前引的〈越人歌〉或〈滿剌加國〉，應該說中國自有一套「異國風情」傳統，胡適若要追求這種情趣，他自會運用另一整套中國傳統詞彙，也就是「西域」和「南海」那種(關於這點下文還會討論)。顯然，不用說《去國集》時期，就連《嘗試集》時期的詩人胡適，也沒有想過要運用中國的「異國風情」傳統。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帝國主義的時代，歐、美、日本列強爭先恐後地併吞殖民地，國際外交關係隨之詭詐多變，同時也是移民的時代，華人開始大量移民到世界各地，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地區接納了大量華人移民。黃遵憲以使臣的身分來到東南亞，以詩歌記錄了見聞，與當地華人名士如邱菽園等以詩歌互相酬唱，留下了珍貴的回憶，也對海外華人文學的發展有所助益。黃遵憲的文學創見，其實與他的出使海外的經驗密切相關。做為影響胡適新詩的重要人物，先在此做一簡單介紹。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法時尚任齋主人，廣東嘉應(今梅縣)人。在詩歌創作上提出「我手寫我口」的主張，被梁啟超譽為倡導「詩界革命」的傑出詩人，著有《人境廬詩草》。黃遵憲青年時代科舉屢試不第，二十九歲才考中舉人。遂放棄科考仕途，於一八七六年跟隨清朝首任駐日大使何如璋，擔任使日參贊，苦心調查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效，編寫成《日本國志》，受到推行自強運動的大臣們的賞識。一八八八年黃遵憲被推薦為駐英二等參贊，遍訪英、法、義、比諸國，建立開闊的國際觀。
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間，黃遵憲昇任駐札新加坡兼轄海門等處總領事官，對團結華人社群、維持治安、廢除中國的海禁和保護歸國僑胞等方面貢獻重大。又在新加坡積極推廣文教，於一八九二年創立詩文社團「圖南社」，號召華人仕紳、學子創作詩文，相互砥礪。他在《圖南社序》中云：
南洋諸島，自海道已通，華民流寓甚眾，遠者百數十年，頗有置田園， 長子孫者，大都言華言、服華服、守華禮；豪富子弟，兼能通象寄之書，識佉盧之字，文質彬彬，可謂盛矣。夫新嘉坡一地，附近赤道，自中國視之，正當南離，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應運而出，而寂寂猶未之聞者，則以董率之先人，而漸披之日尚淺也。
黃遵憲敏銳地觀察到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從事工商業努力致富後，仍然保持中華的語言、服裝與禮俗，並讓下一代讀書學習，發展中華文教。「象寄之書」、「佉盧之字」則是指外國語言，當時有些華人富家子弟開始接受英國教育，學習外國語文，許多華人因世居其地，亦通曉當地的馬來語文。對海外華人而言，「文質彬彬」的修養已不限於中國的經典知識，而是兼通中外文化的精華。黃遵憲認為新加坡的華人移民漸漸具有以華文創作優秀詩文的潛力，只是尚缺乏鼓吹藝文風氣的人物。黃遵憲以此為己任，組織「圖南社」以文會友、以友輔文，並創作許多描寫新加坡風光的詩歌，將文學落實到當地的日常生活中。
黃遵憲一直對詩歌創作情有獨鍾，他在日本寫成了《日本雜事詩》一百五十四首，在巴黎作〈登巴黎鐵塔〉抒發接觸到歐洲文化的震撼感，在新加坡也寫了《新加坡雜詩》十二首等許多作品。他大膽地將鄉土俚語、流行語、外來語寫入詩中，使舊體詩既有現代感，又真實地展現地方的風俗特色。其實「竹枝詞」具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特性，「竹枝詞」雖本是歌誦中國地方鄉土民情的文體，頗有風景明信片或素描小景的趣味，但是當中國文人開始旅居邊疆或海外的時候，「竹枝詞」所描述的「地方」也移到海外，充滿「異國風情」的趣味。現在新加坡已成為以馬來文、華文、英文、泰米爾文為主的多元文化國家，回顧黃遵憲在東南亞的華文詩創作，雖然以華夏中心自居，但已有了兼容各國語文的觀念。黃遵憲對新加坡早期華文文學社團的組織、詩歌的創作，以及華文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正如前引〈水調歌頭〉的本事所示，無庸置疑地，黃遵憲的詩對胡適後來的白話詩創作產生重大啟發。從「異國風情」的角度觀之，無論在《去國集》還是《嘗試集》，有許多作品其實可以視為某類「美國竹枝詞」。例如，《去國集》中的〈水龍吟—綺色佳秋暮〉、〈耶穌誕節歌〉、〈大雪放歌〉、〈遊影飛兒瀑泉山作〉，以及《嘗試集》中的〈贈朱經農〉、〈「赫貞旦」答叔永〉等等。當然，這並不是說上述作品是嚴格意義上的「竹枝詞」，而是說倘若考慮到「竹枝詞」(及關係密切的「雜事詩」)中敘述風土民情的特性，以及明清代以來「竹枝詞」(和「雜事詩」)開始紀錄邊疆和海外的習俗風情的新發展，應該可以說胡適上述的作品是某類「美國竹枝詞」。
在此筆者所要釐清的是，胡適追求中國語文及詩歌的「現代化」(或「西化」)以及「口語化」、「大眾化」的過程中，首先遭遇的問題是如何讓語文有能力描述新的時代、新的環境，這其實與「異國風情」詩歌運用「贏形漆膚體，椎髻布纏頭」這類詞彙描寫所謂的「蠻夷」，其運用語言的原理是相通的。只是如前所述，胡適並不會將美國視為「蠻夷異國」，他所追尋的也不是中國「西域南海」的那種「異國風情」。然而，從《去過集》過渡到《嘗試集》，可以發現除了「西化」的「文明詞」之外，一整套的詞彙、語法、結構、思考模式正在胡適的詩中發生轉變。然而，探討中文白話新詩的發展，其外在影響，縱然將歐美視為文明的理想國度，歸根究底仍是「異國」的文明和詩歌；而其內在起源，縱然並不追求「西域南海」那套傳統，其實仍是從中國傳統的「異國風情」中發展出來的。
參考資料：
胡適，《嘗試集》，胡適作品集27，(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
雷夢水、潘超 等編，《中華竹枝詞 (六)：台、港、澳、其他 附錄：海外》，(北
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陳香 編著，《台灣竹枝詞選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翁聖峰，《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______，〈由清代台灣雜事詩論雜事詩的性質與發展〉，《問學集》，第2期，
1991.12，頁61-70。
高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出版，2000)。
馬祖毅，《中國翻譯史(上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新加坡]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費孝通，《美國與美國人》，(北京：三聯書店，1985)。
Hom, Marlon K., Songs of Gold Mountain: 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則是《去國集》中的〈水調歌頭—今別離〉，這首詩同樣有一段「全球化」的有趣本事，與乏味的中國古典文本——
民國四年，七月二十五夜，月圓。疑是陰曆六月十五夜也。余步行月光中，賞玩無厭。忽念黃公度「今別離」第四章，以夢詠東西兩半球晝夜之差，其意甚新。於四章中，此為最佳矣。又念此意亦可假月寫之。杜工部：「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白香山云：「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蘇子瞻云：「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皆古別離之月也。今去國三萬里，雖欲與國中骨肉歡好共此嬋娟之月色，安可得哉。感此，成英文小詩二章。復自譯之，以為「今別離」之續。人境廬有知，或當笑我為狗尾之續貂耳。
此詩的特色其實在胡適以英文寫詩，又自譯成中文，自己寫的英文詩，其意旨當然自己清楚，既能兼通兩種語文，翻譯自應無礙。然而，胡適將這首詩「中譯」如下：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歌坡老佳句，回首十年前。照汝黃山下，照我春申古渡，同此月團欒。皎色映征袖，輕露濕雲鬢。今已矣！空對此，月新圓，清輝脈脈如許，誰與我同看？料得今宵此際，伴汝鷓鴣聲裡，驕日欲中天。簾外繁花影，邨上午炊煙。
黃遵憲的〈今別離〉中最有名的詩句是運用「文明詞」(即現代新科技發明物)入於詩中，例如「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等等。〈今別離〉受陳三立、梁啟超的讚譽而聲名大噪，受其啟發的仿作很多，如曹昌麟、劉大白等詩人，皆有佳作。胡適這闕「水調歌頭」大概是最差的一首，詩中美國的月亮並沒有比較圓，只讓人覺得胡適此時在美國仍做著中國夢。為了與黃遵憲原詩比較，全引如下：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
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
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
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
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
君在海之角，妄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
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
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複深，難以量相思。
黃詩之中其實只有「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四句點出了現代科學的地球時差知識，若要論其詞彙，並沒有用什麼新名詞或翻譯詞，其新意其實是在詩中白話辨證性的語法。反觀胡適「水調歌頭」，令人不可想像這是一首英文詩的中譯，安徽老家變成了「黃山下」，上海變成了「春申古渡」，真不知道用這種中國古典詩的邏輯怎麼寫出一首英文詩？其實《去國集》中另一首〈墓門行〉也有同樣的問題，這是胡適翻譯《紐約晚郵報》上一位美國詩人克琴(Arthur Ketchum)的一首輓詩，譯詩同樣完全被「中國化」了，完全不見其原文氣息：
伊人寂寂而長眠兮，
任春與秋之代謝。
野花繁其弗賞兮，
亦何知冰深而雪下？
水潺湲兮，
長楊垂首而聽之。
鳥聲喧兮。
好音誰其應之？
風嗚咽而怒飛兮，
陳死人安所知兮？
和平之神，
穆以慈兮。
長眠之人，
於斯永依兮。
誠然，翻譯的技巧，或「信、達、雅」的掌握是另一個問題，說不定胡適此處以中國賦體翻譯此詩，正合英文原詩之古雅韻味。但此處舉胡適的翻譯詩為例，意在說明當中國詩的語文仍在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等強大傳統的籠罩下時，無論詩人身在何處、身處何時、所詠何事，其吟詠的詩句將會是一個味道。中國古典詩傳統中並非沒有「異國風情」，就像前引的〈越人歌〉或〈滿剌加國〉，應該說中國自有一套「異國風情」傳統，胡適若要追求這種情趣，他自會運用另一整套中國傳統詞彙，也就是「西域」和「南海」那種(關於這點下文還會討論)。顯然，不用說《去國集》時期，就連《嘗試集》時期的詩人胡適，也沒有想過要運用中國的「異國風情」傳統。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帝國主義的時代，歐、美、日本列強爭先恐後地併吞殖民地，國際外交關係隨之詭詐多變，同時也是移民的時代，華人開始大量移民到世界各地，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地區接納了大量華人移民。黃遵憲以使臣的身分來到東南亞，以詩歌記錄了見聞，與當地華人名士如邱菽園等以詩歌互相酬唱，留下了珍貴的回憶，也對海外華人文學的發展有所助益。黃遵憲的文學創見，其實與他的出使海外的經驗密切相關。做為影響胡適新詩的重要人物，先在此做一簡單介紹。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法時尚任齋主人，廣東嘉應(今梅縣)人。在詩歌創作上提出「我手寫我口」的主張，被梁啟超譽為倡導「詩界革命」的傑出詩人，著有《人境廬詩草》。黃遵憲青年時代科舉屢試不第，二十九歲才考中舉人。遂放棄科考仕途，於一八七六年跟隨清朝首任駐日大使何如璋，擔任使日參贊，苦心調查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效，編寫成《日本國志》，受到推行自強運動的大臣們的賞識。一八八八年黃遵憲被推薦為駐英二等參贊，遍訪英、法、義、比諸國，建立開闊的國際觀。
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間，黃遵憲昇任駐札新加坡兼轄海門等處總領事官，對團結華人社群、維持治安、廢除中國的海禁和保護歸國僑胞等方面貢獻重大。又在新加坡積極推廣文教，於一八九二年創立詩文社團「圖南社」，號召華人仕紳、學子創作詩文，相互砥礪。他在《圖南社序》中云：
南洋諸島，自海道已通，華民流寓甚眾，遠者百數十年，頗有置田園， 長子孫者，大都言華言、服華服、守華禮；豪富子弟，兼能通象寄之書，識佉盧之字，文質彬彬，可謂盛矣。夫新嘉坡一地，附近赤道，自中國視之，正當南離，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應運而出，而寂寂猶未之聞者，則以董率之先人，而漸披之日尚淺也。
黃遵憲敏銳地觀察到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從事工商業努力致富後，仍然保持中華的語言、服裝與禮俗，並讓下一代讀書學習，發展中華文教。「象寄之書」、「佉盧之字」則是指外國語言，當時有些華人富家子弟開始接受英國教育，學習外國語文，許多華人因世居其地，亦通曉當地的馬來語文。對海外華人而言，「文質彬彬」的修養已不限於中國的經典知識，而是兼通中外文化的精華。黃遵憲認為新加坡的華人移民漸漸具有以華文創作優秀詩文的潛力，只是尚缺乏鼓吹藝文風氣的人物。黃遵憲以此為己任，組織「圖南社」以文會友、以友輔文，並創作許多描寫新加坡風光的詩歌，將文學落實到當地的日常生活中。
黃遵憲一直對詩歌創作情有獨鍾，他在日本寫成了《日本雜事詩》一百五十四首，在巴黎作〈登巴黎鐵塔〉抒發接觸到歐洲文化的震撼感，在新加坡也寫了《新加坡雜詩》十二首等許多作品。他大膽地將鄉土俚語、流行語、外來語寫入詩中，使舊體詩既有現代感，又真實地展現地方的風俗特色。其實「竹枝詞」具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特性，「竹枝詞」雖本是歌誦中國地方鄉土民情的文體，頗有風景明信片或素描小景的趣味，但是當中國文人開始旅居邊疆或海外的時候，「竹枝詞」所描述的「地方」也移到海外，充滿「異國風情」的趣味。現在新加坡已成為以馬來文、華文、英文、泰米爾文為主的多元文化國家，回顧黃遵憲在東南亞的華文詩創作，雖然以華夏中心自居，但已有了兼容各國語文的觀念。黃遵憲對新加坡早期華文文學社團的組織、詩歌的創作，以及華文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正如前引〈水調歌頭〉的本事所示，無庸置疑地，黃遵憲的詩對胡適後來的白話詩創作產生重大啟發。從「異國風情」的角度觀之，無論在《去國集》還是《嘗試集》，有許多作品其實可以視為某類「美國竹枝詞」。例如，《去國集》中的〈水龍吟—綺色佳秋暮〉、〈耶穌誕節歌〉、〈大雪放歌〉、〈遊影飛兒瀑泉山作〉，以及《嘗試集》中的〈贈朱經農〉、〈「赫貞旦」答叔永〉等等。當然，這並不是說上述作品是嚴格意義上的「竹枝詞」，而是說倘若考慮到「竹枝詞」(及關係密切的「雜事詩」)中敘述風土民情的特性，以及明清代以來「竹枝詞」(和「雜事詩」)開始紀錄邊疆和海外的習俗風情的新發展，應該可以說胡適上述的作品是某類「美國竹枝詞」。
在此筆者所要釐清的是，胡適追求中國語文及詩歌的「現代化」(或「西化」)以及「口語化」、「大眾化」的過程中，首先遭遇的問題是如何讓語文有能力描述新的時代、新的環境，這其實與「異國風情」詩歌運用「贏形漆膚體，椎髻布纏頭」這類詞彙描寫所謂的「蠻夷」，其運用語言的原理是相通的。只是如前所述，胡適並不會將美國視為「蠻夷異國」，他所追尋的也不是中國「西域南海」的那種「異國風情」。然而，從《去過集》過渡到《嘗試集》，可以發現除了「西化」的「文明詞」之外，一整套的詞彙、語法、結構、思考模式正在胡適的詩中發生轉變。然而，探討中文白話新詩的發展，其外在影響，縱然將歐美視為文明的理想國度，歸根究底仍是「異國」的文明和詩歌；而其內在起源，縱然並不追求「西域南海」那套傳統，其實仍是從中國傳統的「異國風情」中發展出來的。
參考資料：
胡適，《嘗試集》，胡適作品集27，(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
雷夢水、潘超 等編，《中華竹枝詞 (六)：台、港、澳、其他 附錄：海外》，(北
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陳香 編著，《台灣竹枝詞選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翁聖峰，《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______，〈由清代台灣雜事詩論雜事詩的性質與發展〉，《問學集》，第2期，
1991.12，頁61-70。
高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出版，2000)。
馬祖毅，《中國翻譯史(上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新加坡]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費孝通，《美國與美國人》，(北京：三聯書店，1985)。
Hom, Marlon K., Songs of Gold Mountain: 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