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影像，有一種影像類型階級性的意識，這是一種羞恥。

以往，對於一些ＭＶ影像都會有一種意識，說這些作者無法敍事，因而只能跑去拍ＭＶ。還有一些實驗影像也是如此，說那些作者拍不了劇情片，所以只能跑去做些錄像裝置，亂拍些實驗影像。又或者說：真的怕了那些只懂拍實驗片的人，老是做些大眾看不懂的影像，不知在搞甚麼！

這些以往曾經有過的想法，其實都屬於影像的階級性，為何「劇情片」會是影像的主流？「紀錄片」和「實驗片」都是邊緣？電影學院都以劇情片為主軸？大眾媒體都一直吹捧劇情片作者的成就？在劇情片之中，為何又會認為大眾電影才是主軸？專門針對參展而拍攝的「影展電影」，大都被認為是些高雅小眾的象牙塔裡的小玩意，觀看人數少，影響力有限。

我自己都誤會了，以為台灣的電影學院裡都是專門出產像候孝賢或蔡明亮之類的導演，台灣的電影學院都只是製作象牙塔裡的電影，真大錯特錯了，其實完全相反的是，台灣的電影學院裡的學生們，都非常痛恨像候孝賢或蔡明亮之類的電影，反而王家衛、周星馳、杜琪峰等導演才是學生們的偶像呢。我一直都還認為「台灣電影」都是些緩慢沉悶的電影，真的非常落伍了。我一直還認為台灣的電影學院都只是拍攝「藝術電影」的基地，非常非常的大錯特錯了。

這是我該羞恥的地方。

這都只是些「刻板印象」，並且仍然停留在「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刻板想像之中。

在《如何寫影評》的書中，有這麼一段話：

「電影技術、生產和發行是一種商業和經濟行為。在分析任何電影的時候都要謹記這一點。對電影背後的經濟和商業因素保持敏感，可以使你對銀幕上的影像有更加深刻複雜的認知。要態度開放且習慣質疑：如果影片看起來是以低成本制作的，這樣的成本是否使這部影片可以講述那些高成本電影所不能涉及的事呢？」

電影的形成過程有很多因素，文化論述的形而上討論，是建基於形而下的物質性條件，條件即限制，限制即條件，因此，一部電影是在各方面的限制中完成的，對電影的討論，除了在文化性、社會性的討論外，亦必須要關注其生成的物質性條件。

《歲月神偷》製作成本在1200萬港元左右，《奧戈》最少亦有一千萬澳門元的製作成本，原來「一千萬上下」的電影，在電影界被認為是「小成本製作」，但想想，如果我有一千萬澳門元，我會拍出甚麼樣的電影呢？如果我手上只有十萬澳門元，我又會拍出甚麼樣的電影呢？

坦白說，如果我真有幾萬元的話，我會去歐洲旅行了，還拍甚麼鬼電影呢。拍電影這種事也太辛苦了一點，還是乖乖的當個電影評論人比較爽吧！

真該死，這亦是我該羞恥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