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談論香港，到底在談論甚麼？

我經常將復雜問題一股腦地塞進一個概念中，然後心滿意足地認定自己找到了解決方案。

在裡面，可以談殖民地的現代性、解殖經驗、作為邊緣與中心的歷史觀、集體回憶、公共空間、維港中心論、跨界問題、功能與宜居、市民抗爭與動員、殖民遺產、後物質主義、經濟個體與新主體……

在香港，個人似乎獲得了部份自由，但這自由的代價卻過份顯着，它犧牲掉了社區感、家庭觀、倫理，同時它又沒自由到你可以擁有獨立的判斷能力、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而我們這些隔岸觀火的人，透過媒體的介紹、透過文化論述，好像很瞭解香港似的，在極有限的時間裡要去香港拍照，預先設定主題地在香港裡漫遊果然是不行的，如果不是生活在香港，鐵定捕獲不了大魚，很遺憾我並沒有像森山一樣可以到處亂拍，把身體的官能像雷達般打開，強而有力地用身體與汗水來衝擊香港，與她發生一夜情。

香港到處都是反政改的口號和遊行隊伍，如果要拍政治議題的照片肯定會大有收穫，但我不想，因為我不想花掉寶貴的時間在那裡，我要用腳和汗水感受一次香港，但這些收穫卻不是照片，而是一次對香港的沉思。

到香港的連鎖茶餐廳吃飯，侍應的態度親切、快速，送餐時間很快，不到三十秒，我要的熱奶茶已經到了，不到五分鐘，我要的食物也到了，不到二十分鐘，我已經吃完了，然後侍應會很熱情地送我離開，整個過程不到三十分鐘。這麼專業的侍應在香港可能很平常，這個侍應可能一天會招待過百的客人。

像這個侍應般，香港的電影導演和影像工作者也肯定會有超專業的技能，有些導演可能一生拍攝超過四百部電影，使我沉思的是，這些影像工作者能否在這些過程裡累積出一些價值，尤其是藝術與創作方面的價值呢？變成「影像達人」？對我而言，能擁有「超強效率」已經是一種技藝，就像雜技表演一般，值得鼓掌慶祝，但另一面，我又認為在「達人」以上，會有另一個境界，就像庖丁解牛一般，庖丁很明顯已經是達人了，他的技藝不但高超，而且他的技藝還有更高的層次，那就是由工作中提煉出「道」，我覺得這個「道」就是「術」以上的層次。

在香港，能夠維持電影工業的命脈已經好不容易了，擁有超強創作能力的影像工作者不該只成為世界電影文化裡的專業技工，要在通俗的電影文化中提煉出「道」，這才可能在世界電影田園裡健康生長。

站在民主發展關鍵點上的香港，多元、混雜，在藝術文化發展上又會否呈現塊莖般的生長？創造出奇特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