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紀弦與覃子豪之戰
現代派｢六大信條｣公佈之後的第二年，民國四十六年覃子豪在其主編的《藍星詩選》第一期的｢獅子星座號｣上，發表〈新詩向處去?〉（一九五七﹑八﹑二０）一文作為回應，大意如下：
一﹑詩的再認識。
自十九世紀末法國高蹈派的先驅詩人戈底埃(Theophile Gautier)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以後，影響所及，以後的詩人們很少在詩中去要求人生的意義。……以致許多詩人認為詩不過是純技巧的表現，不必在詩中要求意義。其實，技巧不過是詩的表現手段，不是表現人生、影響人生的目的。……完美的藝術，對人生自有其撫慰與啟示，鼓舞與指引。詩尤其具有這種功能……
二﹑創作態度應重新考慮。
梵樂希說：「詩人的目的，是在和讀者作心靈的共鳴，和讀者共享神聖的一刻。」要考慮讀者的感受力及其理解的極度。考慮作者和讀者之間存在的密切關連，作品本身應具有比讀者的抗拒力更大的吸引力，在作者和讀者兩座懸崖之間，尋得兩者都能望見的焦點，這是作者和讀者溝通心靈的橋樑。…
三﹑重視實質及表現的完美。
要使詩具有吸引力，實質為主要因素。詩的實質是指詩質純淨，豐盈，而具有真實性，並有作者的主旨存在。詩的敵人，就是語言的繁冗。不可漫不經心的運用未經深思熟慮的意念和未經鍛鍊成熟的語言，而失卻詩的效力。只有嚴肅的創造，方能臻藝術於完美。…
四﹑尋求詩的思想根源。
只有藝術的價值，而無思想為背景，藝術價值也會降低。思想是詩人從現實生活的感受中所形成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現代主義派運動的停頓，就是沒有哲學為背景，忽視了對真理的追求。…不必直接在詩中放進教誨之類的東西，而是不知覺的流露。梵樂希說：「思想藏於詩中，如營養價值之藏於果實中。」
五﹑從準確中求新的表現。
詩因準確才能到達精微﹑嚴密﹑深沈﹑含蓄﹑鮮活之極致。表現亦將由此有了新的變化。自由詩，並非沒有限制，準確就是它的限制，並非沒有法則，準確就是它的法則。
六﹑風格是自我創造的完成。
風格是自我創造，風格是氣質的表現。自我創造包括民族氣質﹑性格﹑精神等在作品中無形的展露。中國的新詩是中國的，也是世界性的，唯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此篇文章不僅就詩壇內紀弦等人的論點予以作客觀的修正，並對詩壇外部寒爵等人的批判與誤解提出釋義。對當時現代詩運動的流弊提出建議，提供新詩發展與尋求可行的正確新方向。對於現代詩趨向主知與抒情的路向，作更詳實的闡述，說明任何一個新文化的產生，除了時代和自己的社會文化可作為背景之外，外來文化的刺激、影響亦為重要因素之一。但仍應該以自己的社會民族文化為基礎，一昧盲目的採用「橫的移植」，將導致無根的後果。
由此可知，覃子豪並非完全排斥外來的影響，而認為如果能將不同文化與新文藝潮流的營養予以吸收、消化之後，可促進本國文化的新陳代謝，成為現代文化發展的新動力。他認為中國新詩不應只是西洋詩的回音或尾巴而已，不僅應該具備現代詩的特質，亦應具有傳統思想優良的內涵與文化優美的特質──｢若全部為『橫的移植』，自己將植根何處？｣。針對紀弦的六點宣言激進偏頗的部分予以修正，揭示六點新詩發展的新方向以為現代詩創作者的反省，作為｢目前新詩發展的方向｣，意圖將現代詩由狂飆與錯亂的歧路導入正軌。
紀弦面對覃子豪的批評與責難，隨即在《現代詩》第十九期發表一萬字左右的〈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對於覃子豪先生「新詩向何處去」一文之答覆上〉 加以反駁，｢藍星｣和｢現代｣詩社的論戰由此展開。然而這篇近萬字的文章中，除了少數論點如「無形的法則，不定的法則，較有形的法則更難運用。」贊成覃子豪的論點外，實為反對其反對者而反對的批駁，例如他說：「覃子豪說：『最理想的詩，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和產物』，那是他們折衷派的想法，我們可不採取這樣的作法。因為要是對抒情主義稍作讓步的話，那就很難做到徹底現代化了。」又說「我們的現代主義是革新的而不是因襲的，並尤其不是所謂世紀末的，去其病的而發展其健康的，揚棄其消極的而取其積極的，都稱之為後其現代主義或新現代主義……。」文中如同對寒爵的回應一般，對於何為病的？何為健康的？何為積極的？何為消極的？仍無具體的解釋與答覆。
紀弦在第二十期繼續發表約萬字的〈對於所謂六原則之批判─對於覃子豪先生「新詩向何處去」一文之答覆下〉 提出對覃子豪「新詩正確方向六原則」逐條的辯駁。指陳覃子豪誤以為「橫的移植」即是「原封不動的移植」，實則是基於新詩史的考察和文化類型學的原理應用在新詩方面，新詩本非中國的產物，這是一種史的事實，經由第二、三代詩人的努力，克服困難、發展至今，終又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份。但可笑的是他對〈新詩向處去?〉一文實質建議的反對，開頭他說：「覃子豪先生所提的六『原則』，不僅大部分似是而非，而且瞎罵一陣，有失『論者風度』，這是最要不得的。他的第一個『原則』是『詩底再認識』。在這裡，我實在不知道除了『人生的意義』這夠堂皇然而極空洞的五個字之外，他究竟還『認識』了些什麼。因為他離開了『詩本身』。…」
覃子豪繼而在《筆匯》二十一期（一九五八﹑四﹑十六）寫了〈關於新現代主義〉 ，指陳紀弦對於從象徵派以降的許多新興詩派，沒有統貫性的了解，以致於沒有把握時代的特質，創造一個更新的法則，作為前進的道路。例如他反駁紀弦的第一條信條：「所謂『現代派』竟包容了如此多的詩派，這些派別各有其理論，各有其特徵。就以『立體主義』(Cubism)和『達達主義』(Dadaism)而論，兩個主義的觀點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排斥。立體派的根本主張是造型意識，推崇數學和物理學的法則。其目的是要除去生活觀察的混沌、無秩序底矛盾，而欲在生活內容中建立合法的科學秩序(這正是紀弦先生所反對的有所為而為)。而達達派所追求是原始觀念。達達(Dada)的本意；就是小兒追求觀念的一種語言，是原始行為，討厭意義(是紀弦先生所醉心的無為而為)。這兩派的觀念，就是互相排斥的。是問紀弦先生如何把這兩種對立的理論加以統一？如何把『現代派』所包容的各新興詩派間的精神與要素取得協調？」他認為所謂現代主義的精神乃是反對傳統，擁抱工業文明。在歐美工業文明發達至極的社會，現代主義尚且不能繼續發展，若企圖使現代主義在半農半工的我國社會獲得新生，只是一種幻想，因為詩不可能做超越社會生活的表現。因而他認為詩的外來營養，只能經吸收和消化之後蛻變為自己的血液。「現代派」反而被一些沒落的詩派所迷惑，無法求得健全的理論和確定的立場，游離於各新興詩派之間，造成了消化不良的嚴重病態。
紀弦也於《筆匯》二十四期發表〈六點答覆〉(一九五八、六、一)對覃子豪的這篇文章再次作類似的回應。
在這場論戰中，藍星詩社繼起的有黃用、羅門、余光中、夏菁等人為覃子豪助陣。針對《藍星詩選》第二期的｢天鵝星座號｣上黃用的〈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羅門〈論詩的理性與抒情〉（一九五七﹑十﹑二五）兩篇詩論，以及余光中翻譯的史班德＜現代主義已經沈寂＞和余光中於《藍星週刊》發表〈兩點矛盾(上)〉、〈兩點矛盾(下)〉 與夏菁〈氣質決定風格〉(一、二、三) 。紀弦在《現代詩》第二十一期回以〈兩個事實〉〈多餘的困惑及其他(答黃用文)〉 與第二十二期〈一個陳腐的問題〉外。現代派方面除了林亨泰以〈談主知與抒情〉 修正主知與抒情的問題為「主知與抒情」佔詩中百分比「成分」的問題，略助紀弦聲勢外，形成紀弦｢單挑｣藍星多位詩人的情形，對號稱有百位盟員的現代派來說毋寧是頗為諷刺的事，而這多少說明了現代派信條並未受到多數詩人贊同，所謂｢信條｣不過是紀弦一人的｢信仰｣的事實。
兩大陣線壁壘分明，一為強調主知而排除抒情成分、一為抒情與主知並重；一為橫的移植、一為吸收中西長處。二者是基於對新詩發展方向與內涵的主張而有不同論點，但都是對現代詩發展過程的關注與期許。雖然由於紀弦對「橫的移植」、「主知」與「現代主義」的內涵認識不清與彼此認知上的歧異而引起大家相互群起攻伐與批評。然而其改革現代詩的正面價值，仍受到肯定的。「現代派」的主知路線及其「現代化」的主張皆被往後的詩人們廣泛的吸收與創新，對現代詩發展的深度、廣度都有相當廣泛的影響。
四、結論
這場由紀弦與覃子豪為主，戰後初期台灣現代詩壇風起雲湧的文藝思潮論戰，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散場了。然而其影響卻是深遠的，紀弦發起的「現代派」提倡的現代主義詩運動可說是因勢利導的時代趨勢，恰巧他剛好站在風口上，勇敢的開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然而其主觀的人格特質與理論的貧乏，使得運動初期遭受各方衛道人士的質疑與批判，立場發生了動搖。幸而覃子豪等人繼起且提出客觀的〈新詩往處去?〉等文章，提出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洋現代思潮可以互相結合、現實與鄉土必須同等關懷、主知與抒情並重等並行不悖的闡述。進而導正並捍衛現代詩革命的路向與戰果。
戰後台灣第一場現代詩論戰不僅引起詩壇的注目與自我改革，從而建立了現代詩的獨立美學基礎，更是掀起文壇與藝術界走向現代主義風潮的引信。歷史無須以成敗論英雄，如果以歷史人物形容他們對現代詩壇的影響與功績，紀弦與覃子豪的人格特質與形象，差可比擬項羽與劉邦。對於現代詩的改革與推展，誰都無法抹滅他們在現代詩發展史上奮鬥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