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口雄三所著的《作為「方法」的中國》第二編部分，主要是在探討研究中國的方法論，其中有提到「抹煞中國的中國學」、「以世界為方法、中國為目的的中國學」、「以中國為方法、世界為目的的中國學」、「津田支那學」、「法國支那學」等各式各樣的方法論。其間或有重疊之處，或有延續發展的關係，所以必須先把這些概念稍微說明一下。

有關「抹煞中國的中國學」，是指日本對中國的古代、近世之關心，並非源自對中國的關心，而是基於日本境內的理由或需要，以「架空中國」的方式進行了解，換言之，其所了解的中國已經基於日本的需要而加以日本化，是一種經過日本人內化後的中國學，所以他究竟是中國學或者是日本學，基本上已經混淆同化為一體，並無法客觀掌握與日本相異的中國學。因此，他基本上是對中國加以抹煞後所作的認識，雖然在接收吸取上較具親切感，但卻導致無法對異文化有正確的認識。

有關「以世界為方法、中國為目的的中國學」，是在把中國推向世界並使之復權的意圖下自然產生的中國學。因為要踏入世界爭取復權，所以就必須以「世界」為基準，來斟酌它的完成度或相異度。目前在世界史的普遍法則下所指的「世界」是歐洲，是一種單一世界觀而非多元世界觀。因為世界只是歐洲，所以世界對中國而言得以構成方法。

有關「以中國為方法、世界為目的的中國學」，是把中國及歐洲均視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性世界。中國不但可把自己視為世界成員之一展現於世界舞台，也可透過「中國」這副眼鏡來觀察歐洲。所謂「以中國為方法」，意味把日本相對化後，再藉此觀點針對中國施以相對化，然後再透過這個中國充實我們對其他世界的多元認識。而所謂「以世界為目的」，則意味著在施以相對化的多元性原理上，試圖進一步創造出更高層次的世界相。「相對的範疇」如果能夠取得彼此認同，則根據中國和亞洲來計量歐洲亦可，反之亦然，而透過此種交流，才能邁向新的世界相之創出。基此，所謂「以中國為方法」者，就是指邁向「世界之創造」本身的原理之創造。

有關「津田支那學」，一方面是以等同世界文化的西洋文化為尺度，把支那文化視為停滯不前的文化，另方面則透過日本文化與支那文化的異別化，進而闡明具有世界性的日本文化之獨特性，亦即以「支那異別化」（實質上是蔑視支那）為目的的支那學。由於津田支那學過於具有時代性，而且他的世界概念幾乎侷限於歐洲一地作為抽取原理之源頭，故必須作批判性的繼承，也就是必須要歸結到「異別化」，以確立下述中國學和外國學的標誌：第一，把中國視為一個獨特的世界，而從日本或世界的角度加以相對化﹔第二，把日本這個獨特的世界加以客觀化，而從中國乃至世界的角度加以相對化﹔第三，透過這些個別的相對化，建立一個多元性的世界觀，並進而建立津田氏所謂的「真正的普遍性」的中國學和外國學的一種標誌。

至於「法國支那學」方面，則多半把儒教當作線索來了解皇帝制、科舉官僚制、家族制等中國制度。面對中國文化，除把他視為「異」而施以對象化後加以理解，並將中國整體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及上下銜接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納入考量。

日本戰前江戶時代對儒學傾向於「接受」，並使之與自己同化，甚至把中國儒學視為顯示自己世界的道具。所以中國儒學堪稱為自己內在的世界，本質上只是日本學而非外國學。他跟之前提到的「法國支那學」，在方法上乃有所不同，例如法國支那學是把中國和日本二個「異」世界相互施以對象化及相對化，日本漢學則試圖構築一個「異」不存在的、「我的」世界，亦即捨棄「異」而試圖構築一個以自己為小宇宙的世界。

日本在戰後則有以西歐人文主義或亞洲民族主義的立場進行研究者，這二種立場的學問根柢，是一種對歐洲那種「異」（或「同」）世界的認識，或是從歐洲角度所見的亞洲那種「異」（或「同」）世界的認識，而且其中具有一種對「普遍性」（流貫於個別「異」或「同」的普遍性）的確信。但是，由於被歐洲歧視的近代亞洲是一個已被視為蔑視對象的亞洲，所以這樣的看法並無法冷靜將亞洲世界視為一個世界而加以異別化。要突破日本漢學研究困境，必須回歸到外國學的原點，觀察其間「質」、「量」的差異性，除需以科際整合的方式做研究外，並且應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從他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等各層面進行國與國之間差異性的比較。

因此，在這裡所強調的方法，毋寧是一種「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並進而在「同」、「異」中尋求彼此認同的「普遍性」。這樣的方法，相信不論在研究歷史、文化、甚至國際秩序、世界人權等各方面，均是一個不錯的立場、方法與邏輯思考模式。


【參考書目】
溝口雄三，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



陳怡如 撰/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