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相信中國人的溝通形式與西方社會存在著差異，其實是東、西方思維方式不同培養的結果，中國長期受到儒家思想「仁、義、禮」的薰陶，接受「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說法，造成社會形貌以集體主義的方式，強調我們應對我群的親友付出關愛之情，經年累月的傳統文化亦呈現出重視關係、關心他人、彼此互助、以他人為中心的思考方式，影響了中國人的人格特質，展現出尤為特殊的關係主義。
　　我在本文的內容鋪陳上，引用了Yum的東西溝通形式比較、Hofstede的集體／個人主義之說、費孝通的差序格局、黃光國的關係主義等論述，試圖說明中國人內在心理的人格特質受到儒家影響甚深，而我們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又會特別重視集體主義特徵在關係中的發酵，在儒家思想與傳統文化的並行教化下，差序的情感交流交織出關係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情感分野。然而在此處造成一些既弔詭又有趣的問題。
首先，Hofstede的集體主義之說，明示個人只會區分我群與他群的差別，他不討論關係利益的問題，團體的凝聚是因為個人與他人是互賴生存的（interdependent）。可是費孝通和黃光國的差序關係對應在Hofstede的模式卻僅能解釋最內圈的家庭團體。對於那些汲汲於從外圍往核心進逼的人為「關係」建立，究竟是為了利益資源還是想建立不可分離的互賴關係，仍待深入的思考。
　　其次，黃光國認為人情與面子是權力的核心，應用在其模式則是混合性關係中潛在的資源分配的問題。我們發現諸多相關討論中，皆視人情與面子是一種交換的工具，尤其在不確定的關係中，人情與面子成為增加關係的不二法門了（詳見其模式）。過度重視人為因素反而忽略了關係是可能經由日積月累而增強的，例如：楊宜音（2000）認為朋友關係的建立都是從陌生人逐漸發展為熟識的好友的。況且古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便是儒家不奢回報「義」的實踐，若是將人情與面子視作利益交換的基礎反倒有失人文關懷的存在可能。
　　再者，集體主義中的內團體是相對於外團體的，因此它並未說明是否團體內仍存在著數種層級的關係。然而我們卻知道中國傳統社會告知的「天地君親師」和五倫便是要每一個人在不同關係上應扮演不同的角色。當我們說中國是兼具二者說法時，反而自顯其矛盾了。
　　當然，本文仍是希望能夠經由中國人與西方社會的區別，找到屬於中國人的溝通理論，我們自是毋須鑽營名詞定義的問題，而是應當提升討論層次來看這種社會造就的傳統文化與人格特質，對於人際互動和溝通有哪些與西方的差別。事實上，根據重視關係與團體成員的共識基礎，雖然本文羅列了數項溝通策略，卻仍可歸諸於一項溝通形式：那便是中國人在進行選擇其溝通策略時，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能夠讓溝通有效或適當的進行，中國人其實根本不認為多好的溝通能力是有多重要的；反之，他們先考慮的是溝通發生的當下與之後，互動雙方的關係與期望程度能不能持續保持如溝通之前的程度，因此溝通的目的不在結果，而是在關係的穩定。就如同Yum（1988）所云「東方社會期望在溝通過程中能夠建立關係」，整體的和諧、關係的和諧、天地萬物的和諧皆成為中國人在思考選擇採用哪一種溝通策略時，首要注重的部分，無論溝通能否真正達到當初的目標，只要不傷及關係或團體成員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被視作成功的溝通。因此我們才會發現「搞關係」、人情、面子之所以常常在中國人的互動中出現，就是每一個發言溝通者都希望不要讓任何一方遭受到損失，有危關係的穩定，俾使在溝通策略的運用試圖能夠以相等的價值交換，這便是成為中國人溝通形式的獨特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