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山一郎（1997）：〈殖民主義與熱帶科學：「島民」差異的學術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21-143。


1. 殖民主義和學院論述間的關係，是研究文化差異學者當前所關切的。在本文中，將討論的是帝國中分析「文化差異」的這些學術論述，了解「島上居民」（島民、土著、卡那卡人等）與日本人，如何不同地在這些學科中被論述。
2. 作者試圖從南洋群島殖民狀況下，觀察“日本人”是如何被再現。但處理研究“島民”殖民處境的學術論述時，則必須注意的是在提出較正式的架構前，形成論述空間的學術發言位置。他佐引醫學作為人文科學的類比，發現醫學藉由病患的病徵所形成的指標，依此指標來指認病人病症的方式，就如同人文科學的研究者將研究客體化為一系列的症狀指標，並且以壟斷的方式給予研究客體意義。因此，本文將解釋一般研究者是如何描述及建構殖民地“島民”，以及在此過程中是否壓迫過或否定些什麼？作者認為學術論述在研究文化差異時，以“否定實踐”（practical denial）將對象描述成它者，而此否定實踐則確保了文化認同及塑造出“我們的時代”。
3. 作者依幾個人類學式的研究作為觀察文化差異的範本：
(1) 民族誌：作者先以土方久功的民族誌為例。他認為從田野調查的當地敘事，是由說故事者和人類學家共同形塑的，也因此這種田野論述參雜了殖民狀況的控制、征服、反抗。土方在人類學研究中不僅是一種描述它者的人種學，事實上，這研究也是他個人的活動日記，在記錄自己所見所聞的同時，其結果卻是把人種學家自身也給書寫進去了，造成自我根本無法被固定成單純觀察的主體。尤其，土方自認日本人能夠教化土著，使得日本人的角色不是以觀察者或浪漫的參與角色出現，而是去指引與教化這些島民的人。
(2) 觀察與分類：作者以杉浦健一的人類學研究為例。作者發現杉浦對於土著社會文化的描述，是一種強迫賦予的意義，賦予敘事意義的不是敘事本身，而是來自觀察者杉浦他自己所發現的政治機制。其衍生出的問題，則是只要決定意義的最終權利是掌握在研究者手中，依實際關係所衍生的地方性敘事即可記錄成指標，而它者便以此指標建構而成。這種對“意義決定權”的壟斷在自然人類學（或稱人體測量學）的領域更加顯著，透過標準化的人體測量指標，將指標早於研究對象前便先行預設，以單方面的方式賦予指標意義，而不顧地方性的敘述，結果造成研究者以“異於實際關係”的方法來建構島民，獲得完全定義權。
(3) 性與勞動：作者以帛琉群島的研究小組為例。該小組發現帛琉人口下降的原因與“不潔的生活習慣和雜亂的性生活”有關，在這種醫學兼人類學的論述，以不同的“指標”建構島民，從異常的性行為到不潔的飲食，島民被建構成有病的，而“島上的風俗”是感染的源頭，觀察者以攫取詮釋的權力，確立了自身的存在，也確立的島民的存在。另外，對於島民工作效率低落的原因，也被指標歸類在“島上的活動構成了怠惰的土著文化”，歸論出島民不適合從事規律性、責任制及連續性的工作。
4. 戰後的日本，仍舊將大日本建立在狂熱的國族主義的基礎上，他們提倡的“大東亞共榮圈”便是想以“合作主義”（cooperativist）的形式來肯定其覬覦入侵的行為。此合作主義的目標是希望能夠藉由日本的力量，帶動原住民社會的發展。不過學者仍批評合作主義不過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企圖為日本的侵略合理化。沒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要如何能夠在失去殖民正當性的同時，又能夠維持殖民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合作主義便為此提供新的出路。這篇論文其實是奠基在這個基礎下申論的，作者強調這樣的合作主義尊重特殊文化，並且宣稱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而殖民主義在進行歸類及改造它者時，在合作主義的理念裡，只是“簡單”的否定及肯定實踐，而不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存在是與社會改造習習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