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uating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Loomba, A. (1998).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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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vak就女性批評來看〈Bertha Mason〉僅突顯出心理學形式，她認為不同於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戲劇對於女性個體主義的扭曲，該書點出母國女性被邊緣化和去人文化的情形，她們成為不斷追求西方女性說話和行動的主體。Parry亦指出Rhy的這篇小說的主角Bertha並非是真正來自殖民國家的女性，而是一個未被排擠到邊緣的黑人農奴。

　　〈Wide Sargasso Sea〉也是一本以西方殖民精英眼光來看印度的書。書中人物不願被視為是「英語人」（Englishness），所以透過解放帶來的植栽階級的毀滅，在他們之間獲利共鳴。Hulme提出重要的一點，他認為這本小說的在地脈絡複雜了後殖民的意涵，如果過於簡單化去殖民的核心意旨，將對同質化和被屈服的後殖民論述造成某種危險。相反地，Hulme建議後殖民理論的發展，勢必生產出根植於獨特歷史意義的「母國」等述語，因此在Rhy的小說當中，則不再只是概推化所有的「西印度」脈絡，而是滾出一條條屬於多明尼加人和牙買加人的情節軸線。

　　在這一系列批評的討論裡，我們可能看到對於殖民主義生產的關注，再度開放了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對於正統的英語小說新的批判，更開展了我們對於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了解。這告訴我們文學與殖民主義的關係不是只有文本上的意義，而應更進一步以批判的觀點審視文學與殖民主義如何被置放在被殖民國家的教育體系下。

　　在許多文學的文本裡所呈現的殖民意識形態，如莎士比亞的作品，都是為了透過教育體系對於母國文學的貶抑來達到殖民者的利益，在以歐洲為中心的批判實踐過程中，西方文化成為優越的文化和價值。當文學研究在英國大學的學門地位提升的同時，對於殖民管理者的需求也被正視。因為母國的教授受到西方文學影響甚深，Macaulay便認為英語教育將具有印度血統的母國人民，變得跟英國人的品味、意見、道德和智慧一樣。這些人們成為捍衛英國利益的階級，並且潛在地成為一群桀驁不馴的人。

　　文學研究在灌輸母國西方價值、建構歐洲文化使之成為優秀的文化、和維持殖民國家的規則時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Viswanathan的〈Masks of Conquest〉一書中，便認為英國文學研究成為經濟和物質開發的面具，並且成為政治控制的工具，它不僅是一種殖民課堂上發展態度與策略的學門，它同時也具有某種傳統的人文功能（如美學與倫理的發展）。如同Said，Viswanathan被批評她並不將印度人視為應作一種反抗或是順服文學研究的角色，事實上，有很多印度人本身也需要英語教育，其中甚至包含了那些反對在印度施行英國法規的革新者和國家主義者。

　　鞏固文學教育的其中一種意識形態，便是「消費」。在「自然而然接觸此文化」和「被教育的需求」之間，文學消費成為難以克服的文化落差。這樣的文化控制成為一種創造力的禁止和另一種被英語文學納入學校教育的智識傳統。Macaulay便點出這種歐洲文學的單一突石，卻被視為對所有印度書籍是有價值的，而阿拉伯文學卻被視為是惡名昭彰卻不具獨特性的。

　　東方主義者為此辯護這些諸如古文化藝術品和印度文學文本，皆是與生俱來的物品，但是他們愈清楚述說這些當代藝術的損失，這些與生俱來的藝術品不是被完全的輕視（如非洲），要不便是視之為古代物品（如印度）。無論他們多麼讚揚他們所擁有的文化遺產，被殖民的社會致力發展獨立的故事情節軸線卻仍被視為毫無價值的。

　　英語文學的殖民意識形態擴展了Althusser的論點，教育體系儼然成為散佈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角色。不過Bhabha仍建議，我們仍然是有可能閃避這些控制的。在討論語言、表述和主體性的理論中，他指出溝通（communication）是一個過程，它不僅從未能夠完美地達成，在聽與說間還造成了差異、落差。當我們討論英語書籍時，它便符號化了英語的權威。但是在此過程中，文本或書籍內的文化意涵仍是複雜的，其回響亦從未完全和完整，什麼東西被創造出來不是單從原始的影像所能呈現出來，反而在不同的脈絡下，某些東西在再製過程中被改變了。Bhabha說，殖民主權在重製的過程裡表現出一種混雜和矛盾的感情，也因此他們願意開放一些空間，給被殖民者推翻宰制論述的機會。

　　我們在此可以更追溯探討較廣泛的形式。新印度學院也是印度國家主義的溫床，許多早年接受英語教育的國家主義者亦在此倡議獨立。其中一種倡議便是由帝國的歷史學家在母國內提出促進自由的想法，將西方啟蒙運動的民主和平等口號改變印度人和非洲人。

　　莎士比亞小說中的奴隸（Caliban）因為被他的主人教導語言而懂得如何詛咒他人。在此存在的問題是「顛覆（subversion）」或「反抗（rebellion）」。就Bhabha的觀點，他認為殖民主權要被它自己所推翻，則必須允諾反殖民顛覆的出現。不過他並不認為這種反殖民的智識和政治行動是與生俱來的。在此處的問題是：無論是主流語言、文學、哲學皆有可能被當作顛覆的力量，但卻必須回到後殖民、女性或其他反對的論述中才有可能發生。

在文學研究中，最有名的主體交換故事，則是Thiong’o和Achebe。Achebe認為在非洲國家多元語言的自然薰陶下，就如同英語的殖民般，許多奈及利亞或其他非洲國家的文學則皆可用英文寫作，Achebe祈求混雜創造性的非洲作家也能經驗用英語表達出來。這些強調非洲人以英文寫作的文學作品成為偉大的反殖民和反帝國論述的一部分，不過隨著這些作品在被殖民國家獲得的冷笑和幻滅。這種想要表達「被殖民人們」不應受歐洲語言教育的矛盾對立，在此時變得更加痛苦迷惑。

　　我們該如何解開此迷惑？強而有力的反殖民撰述應該採納這些觀點。語言的選擇其實未必就是一種表達意識形態和政治地位的方式。換句話說，這些表達他們自己與生俱來語言的作家，也不必要一味的反殖民或革命，在某程度上他們早已被西方風俗和想法所污染。應當從殖民文化轉而關注在殖民主義中文學與文化貶值（devalued）的過程。

　　文學研究的爭論在教育體系內外皆有發生。隨著非洲政治領導人和一些智識者開始使用莎士比亞去表達他們自己心理和政治的衝突，或是質疑這些分裂的意識形態。Orkin便發現莎士比亞作品愈來愈可以被運用於南非的脈絡中。這些文本的重新洗牌不是政治或理論觀點的轉型，去殖民化的需求遠比莎翁作品在課堂上被教授更重要。這些文本雖然在廣大的政治光譜中被寫作，並且被教以不同的觀點，但是許多近來以英語寫作的後殖民文學作品才是更有意義的。在這些後殖民文學中，我們的視野被拓展開來，如Said所云，那是可以閱讀西方文化之外的關鍵時刻，並且能夠比較出新的意義。Siad說：「如果只有閱讀Austen而沒有閱讀Fanon和Cabral的作品，就會脫離他們彼此相遇附著在現代文化裡的意義。」
　　非西方文學需要再發現、讚揚、再傳佈、再詮釋，不是只為了倒轉我們對歐洲的看法，而是更了解去殖民化的過程。


Textuality, Discourse and Material Process

　　如果文學與文化理論能夠擴展殖民主義的研究範圍，它也能夠就歷史上獨特的物質實踐找到其問題。歷史過程和實踐通常能夠從文本的分析中尋得。但是在近來後殖民理論和批評中，有些批評卻主張文學文本是社會過程的呈現，再現與論述的分析取代了所有事實的討論。

　　許多以殖民和後殖民論述的寫作並不是要傳達文本的權威，而是要詮釋文學裡的殖民關係。他們也不是獨自關注文學本身，而是試圖分析殖民論述中被模糊掉的物質和意識形態問題。有一項批評警示我們：「在殖民主義美學研究裡，我們必須終結美學化殖民主義，而是生產出一個對於家鄉主權的基進時髦觀點。」
　　JanMohamed、Parry和其他批評者認為後殖民理論否定了殖民規則的物質條件。但是後殖民理論卻是大幅度浮現自英語文學研究。在〈後殖民研究讀本〉一書中幫助了「促進修正英語文學研究的教學」、「後殖民文學的影響與當代英語研究的批評」，在此書中首要的問題是它限制了諸多英語文本中的後殖民文學，其次後殖民研究正式被置放在英語研究領域內。

　　所謂後殖民論述乃是推翻了我們過去視之為「真實」和「意識形態」的經驗性分野，它成為不可分割的兩部份。但是，它仍然必須保持思考社會和文學文本間的區隔，並且思考「文本」和「論述」意指何物。這提醒了我們「論述」不是「再現」的另一個詞彙，而是涉及社會和歷史條件下所創造獨特的再現意義。

　　在殖民脈絡中，經濟掠奪、知識生產和再現策略三這是互相依賴的。獨特觀看和再現種族、文化和社會區隔的方式皆是展現殖民控制的機制，而這些則通常是轉型字歐洲市場社會的觀點。關於非歐洲地區和人民的「資訊蒐集」，諸多決定性的控制策略將這些人予以「分類」。不同的「刻板印象」便是透過獨特的殖民情境和適合不同殖民的政策而形成的。在非洲和印度，殖民主權不僅固守母國人民的階級區隔，同時也使用一些特殊的種族來說明他們的職業（如農人、商人、礦工、僕人等）。

　　刻板印象也創造出一連串的殖民權力關係。在印度，他們利用一種特別的特權階級作為教育學習的看守人。在多種族部落的社會裡，這種被上層特權階級所壓抑和被撤離至新印度社會邊緣的人，在以英國為主權的人眼裡看來，是一種號戰、懦弱和易上當的傻子。

　　這類殖民的民族學和由殖民者所編組的階級區隔，在政治制定過程中也成了繁多的層級，不同的機制和實踐相互牽連出這樣的過程：在〈The People of India〉一書中出版了一些照片，由一些業餘的軍人和政府機關拍攝的500張照片，這些照片集試圖擠入印度多樣的階級、種族、宗教、職業等分類，不單是看出流動和發展的過程，而是或多或少看出遙遠過去所遺留下來的靜止遺產。這本照片集不僅顯示了試圖控制的殖民主體，也顯示了展現不可改變的外在力量；不僅再現了殖民凝視的侵入，也再現了被編組分類的無力。

　　這些殖民資料在殖民再現、殖民機制和殖民政策間，強調了糾結、敏銳和矛盾的連結。這些研究亦強調殖民主義的文化、論述和再現的觀點，不需要取代殖民主義的經濟、政治和軍事觀點，因為從一開始，我們舉手投足都能夠親密的接觸影像的使用，而能夠輕易了解「帝國主義論述和物質實踐之間的符號關係」。

　　Friel的〈Translation〉討論愛爾蘭的殖民鬥爭在文字和語言間的爭論。這必須提到一名英國的地圖製作者試圖將蓋爾語（Gaelic）所稱呼的愛爾蘭地名，用音譯和英語化的方式表達在地圖上，同時國家教育體系亦用英語為學校教學之用。在權力的作用之下，愛爾蘭語言的毀滅已從地圖的英語滲入突顯出來，同時，對於蓋爾語的不了解，造就英語成為殖民與被殖民國家間溝通的標準，他們對愛爾蘭的依賴也改為附屬於殖民主權和殖民主體地位。

　　Kiberd提醒我們「『翻譯』意義的根源本是『戰勝』的意思」。這是指殖民者分類化、記錄化、再現化、過程化非歐洲社會的一項根本要素。如同我們先前提到的，殖民者試圖再秩序化這個世界，並且使得這些殖民者能夠更容易管理和理解被殖民者的帝國消費。他們試圖再結構被殖民的世界，並且誕生出新的概念、圖象、字彙和實踐，宣誓出殖民「翻譯」的複雜性。

　　我們以食人族殘食同類的行為來說，這個殘食同類（cannibalism）的詞彙在歐洲人、波里尼西亞人和毛利人所建構的意義是複雜的。毛利人吃人肉是人類供奉儀式的一部分，但是看在殖民主義者眼裡，卻被視之為一種「反攻擊的方法」和「明顯的食人風俗習慣」，當敵人出現之後，大規模的食人風俗便成為對歐洲人出現的一種回應。因為在古老信仰裡，消耗敵人力量是勝利者獲權的方法，而在殖民鬥爭的過程中，具有權力者把食人行為正當化為一種攻擊行為的陳述。在這裡看來，再現、圖像和刻板印象成為殖民暴力過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