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 Language and Culture:
From structur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Outline of the chapter

　　自啟蒙運動以來，哲學家都在問一個問題。「知識如何可能？」，如同尼采、羅素、維根斯坦和皮爾斯提供了答案，關切語言成為個人瞭解世界的中介者。在此時，符號學也應孕而生，學者們開始解釋所以意義的製造（meaning-making）是如何從符號與符號體系間被組合而成。這種想法讓越來越多的法國語言理論家，如德希達、傅科、拉岡、德勒茲，都開始注意意義的製造、歷史與文化之間不完整的關係。而後結構主義者則更將語言學的理論基礎，擴展到當代文化中對於意義的製造的過程，當然啦，這就是李歐塔的工作囉。

General Introduction

　　在開始討論語言學家之理論前，我們必須先爬梳整個脈絡。文化研究關切的核心議題是政治和每日生活之實踐，這部分從Hall從美國傳統效果的線性演繹方式轉移到馬克思的物質決定論，即可觀之。植基於法蘭克服對被動與單向人的討論，Hall了解到文本、機制（institutions）和閱聽人之間的關係並不能夠減少意識形態的存在，唯有了解到研究文化與媒體中的「政治」問題─即阿圖塞所謂權力與形象的再現─才能夠解決意識形態的問題。
　　英國與法國語言學的結合其實受自符號學的影響（semiotic），它擴展了英國文化研究的領域，而在本章中，我們將依序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介紹當代的法國語言學理論，尤其，我們需注意的是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之間的破裂（rupture）問題。本文作者的觀點是：藉由後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質問，來看當代文化理論的連結的系譜。

Foundation: Wittgenstein and Algebraic language
維根斯坦與代數語言

Universal language

　　從普遍性語言的觀點來看，可以從笛卡圖（Descartes）認為「知識乃是不斷的懷疑」來說，而這種懷疑的方式則是依循一個普遍性的語言所表現出的普遍性的法則。他稱之為「數學語言（language of mathematics）」。當時在十久世紀末至廿世紀初期，語言的標準，或者說是哲學的科學的標準，是採用一種比較此部落與其他部落的歐式語言「標準」的階級指標。這種數學的指標也就決定了不同語言的功能與價值，也因此，非歐式語言標準的語言便歸類為低劣的。
　　薩依德（E. Said）批評這種標準是一種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有的語言基礎，其實都是存在於特定的文化脈絡中，所回應出來的一種需要與利益。跨族群的語言比較，不過是研究者為了宣稱客觀性與普遍性，所抽離出其文化脈絡的一種手段而已。

Early Wittgenstein

　　廿世紀對於語言的研究，主要在於「客觀性」與「普遍性」，因此包括語言哲學家和語言社會科學家都相信語言帶有一種普同的指標特徵，也因此哲學家們都在尋找一種最終的語言規則。
　　維根斯坦的老師Frege認為，物體與其指涉的意義沒有必然的關係，比如說「藍色」就不一定是指顏色層次的那種意義。這種想法影響早期維根斯坦的研究，他試圖解決語言和其意義生產的過程中，語言原子的基本「結構」是如何形成的。
　　如同尼采追尋語言的根本。維根斯坦關注於語言的本質和語言如何在主客體間被操弄。他的良師益友羅素（Rusell），也認為應該追尋語言的本質和感知的世界的限制。換言之，他們將研究語言本身的本質與限制（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language itself）。
　　維根斯坦的著作《名理論（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s），即是談及我們應了解「語言如何地最能夠再現外在的世界」，他提出語言的邏輯形式是最能夠再製生活世界運行的邏輯形式。換言之，語言不過是不斷的複頌某些事，這些事對語言的邏輯來說根本是多餘的。語言唯一產生矛盾對立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取消了其代表的意義的時候。比如說：紅花是紅色的。如果我們把這關係取消時，其實也可以說紅花是藍色的。
　　這必須先帶點現象學的意味。生活世界其實就是現象學的重要概念，指的是我們透過意識或是意念到的現象世界。維根斯坦卻不這麼認為，他視生活世界是我們以「語言的邏輯形式」連結的結果，所以我們才會懂「我給你一朵紅玫瑰花吧」所具有的意義。

Later Wittgenstein

（小故事時間：為什麼維根斯坦的語言學發生轉向了咧？？）

　　事實上，維根斯坦的邏輯形式的語言論點受到一些批評。主要是不同的陳述應是有不同程度的意含，絕非永一些完全以條件式的邏輯論點區隔語言。這類的批評使維根斯坦思考，一句陳述句子不能夠用本身的邏輯原子條件組成，而是應當看它所指陳的意義體系為何──如不同的脈絡，陳述就會依其不同而相互連結。例如：我給你一朵紅色的玫瑰花。這句話我們很容易了解，是因為我們知道「紅色」和「玫瑰花」的意義，也就是我們能夠區別「紅色與藍色」、「玫瑰花與水仙花」的不同。此時的語言體系已經是一種帶有意義的單位了，而非一個陳述句的堆砌。
　　所以，晚期維根斯坦開始注意了文化活動，因為那是語言結構存在的地方。但是他仍堅持我們不應該假設語言在某些同樣情況下是具有普同的特質。而是要我們了解語言是伴隨著一連串的集合──他稱之為「玩遊戲（game-playing）」──即是指我們在不同的語言使用的場域中產生出不同的語言內容。
　　「語言遊戲論（language game）」和他之前的論點不一致。但是語言遊戲論更重視在共享的意義條件下，我們會有什麼樣子的文法使用規則，因此在晚期維根斯坦，他則重視了語言和意義之間的關聯性。
他說：獨特的語言體系便是一種語言的遊戲。這遊戲是完全是交由在遊戲規則的脈絡下，自由自在的行動而成。這部分其實和後來的後結構主義者李歐塔不謀而合。
維根斯坦的最大貢獻，便是「語言遊戲論」成為文化理論很重要的核心概念。符號體系與語言遊戲表現出的豐富意義內涵，並非自由從脈絡中而生，而是由人們共同的直接行動和溝通，所產生的共同遊戲規則。維根斯坦終於了解到，語言是不能夠完全脫離脈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