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義這個在今日觸動所有保守神經的觀念，在過去其實一直沒有什麼負面的意涵。它可以指物相之本質，也可指一種合乎視覺快感的安排方式。就算是傳統中國所謂成法、制置的概念，嚴格說來也只是過分守舊的謂辭。但為何它近代中國忽然成為如此普遍而鮮明的罪惡，這不禁令人感到疑惑。

當然在寬鬆的標準下，我們不難發現西方諸多具有反形式意味的見解，如浪漫主義者對啟蒙割裂完整生命的批判，對理性機械化的疑慮，都與反形式有若干契合之處。在這個意義上，形式主義是相當啟蒙的產物。就近代中國而言也不例外：以五四青年所自許的自覺而言。這本是建立在對思考的思考，意即對一種後設計畫的肯定。這當中間架性、固定性的特徵，難免引人聯想到僵固的形式。五四之為人批評往往也落在這個層面，所以傅雷將五四時期的藝術風潮視為形式之時代，並非沒有理由。

另外還有一例也頗能說明形式與啟蒙之聯繫。就方東美等新儒家而言，中國文化是一種即事言理、圓融無礙的思想體系，它所相對的正是以柏拉圖所代表的「理性主義」，即認為有超越殊相的固定觀念存在。而方東美認為西方文化之弊病，正在於形式的、機械的切割了天人萬物。在此反形式的概念又被引為對理性的批評。當然或有論者認為理性主義與啟蒙之理性不能等同。我們不妨再看一例。

傅斯年對於形式主義的批評在五四中最為強烈。而這種批評往往與他的反理性主義合在一起。但究竟這個理性意指為何？在吳展良的研究中也是未見其明。於是反形式邏輯、反超越本體、反固定理則全部都被納入反理性的範圍。我想這並非吳展良的無知，而是民初之人確實是如此看待問題，理性、形式、固定、後設、本體等等片面的思想在時人心中以一種極為直觀的狀態結合。所以回過頭來再看看方東美所批評之理性主義、形式主義是否與啟蒙之理性相同，答案便呼之欲出了。

那麼上述的現象既是如此紛雜，我們以形式觀念來概括是否還具有意義呢？我想關鍵不在形式之實際型態而在於與之相對的內在價值世界的強化。這個部分直接影響了日後自我覺醒批判、內心主義與心力無限等等傾向的出現。而反形式要成為一個有意義之研究，也必須建基於此。日後我將討論如何從畫學論争中，進入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