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家呂伯恭講「道未易察、理未易明」，據說胡適強調寬容就是根據這個理由。此說甚是簡單有力，在真理未明的情況下，任何人真理在手的主張，都可能導致恐怖的結果，如宗教迫害或種族屠殺。

但是反過來說，既然真理未明，則吾人還有行動的可能嗎？須知吾人任何行為皆不可能不帶判斷，既然有一判斷，則相連的推理也就理所當然，不可避免。論證推理至極處，就不免牽涉他人之生死禍福。這實在是日積月累環環相扣的結果，而不可蹴然而止。因此我懷疑在如鎖鏈般的因果中，寬容還有任何插足的空間嗎？當然我們可以抱定一種事事不要極端的態度，然而這種說法仍未指出寬容的可能，除非它意含著事無大小，都不要堅持，如此自能免於剛愎自用所造成的災難。然而另外一種，因為不能堅持而產生的禍害卻又因此而生，考諸歷史，我相信此種的死傷決不遜於極端之為禍。又何況，事事不堅持，不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於是這種做法應是不必考慮。

那麼一種有程度的寬容是否可能呢？這意味著平日人人當然可以有判斷，但是一但判斷上綱為激烈的主張，或牽涉到重大的危險，譬如殺人時，吾人就應當知所收斂，虛心寬容。這個說法，看似有理，頗符合人之常情，然而說到底也不過是屁話。危險、激烈兩詞本就含價值判斷義，如果吾人知道何為危險、激烈之所在，則連寬容都不必考慮，就可以加以趨吉避兇，無須在此多費唇舌。

所以最終，寬容是個不可解的觀念，它只是一個期待，期待人能夠在時空中駐足，能夠忘卻價值的判斷。然而前述卻告訴我們，人生的路上無處沒有價值之判斷，無處沒有行為的發生，即使你言語溫和，立論謹慎，最終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也是你未可預知。因此一切由結果證明要求寬容的說法﹝譬如以宗教迫害為證﹞也不能成立，一切價值中立訴求也是枉然。

除非，寬容是來自於超越性的要求，如此我們自然無須考慮任何結果姓、有效性的論證。然而諷刺的是，提倡寬容如胡適，卻是一個最不信形上實在的人。則他所謂寬容之可能，究竟在哪裡？
〔附圖：陳獨秀像。相較於胡適，陳獨秀是極端反對寬容的人。白話文運動若無他堅決的推動，成敗亦未可知。〕

2004 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