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奈(Elly Ney, 1882-1968)

《我如何發現貝多芬的 / 艾莉·奈》

我常常被問道是如何發現貝多芬的。我會給出簡短扼要的答覆，這要從我的童年開始。

我祖母知道貝多芬的朋友暨傳記作家 Anton Schindler 寫給他學生 Franz Wüllner 一些信件。這些信件很清楚表明了：當詮釋(演出)貝多芬的作品時，Schindler 毫不妥協地堅持遵循音樂中的內在邏輯。在處理表達和速度上，他的詮釋擁有與作曲家個人的直接連繫。

我的祖母和母親倆都浸淫於貝多芬和他的世界，並以絕對的細心指導我接近這位雄奇的大師。甚至在我出生前(胎兒時)，母親就每天彈奏貝多芬的奏鳴曲。藉著這樣的方式，她在我內心和靈魂中打下基礎，使我後來易於接受貝多芬音樂的聲響。


當我十歲時，成為 Franz Wüllner 的學生，他當時是科隆音樂院的院長。我對貝多芬的敏銳感受，有賴於在那兒接受到的充滿生氣的音樂印記。

幾年之後，我獲准在老師 Isidor Seiss 指導下公開在學生演奏會中演出貝多芬倒數第二首奏鳴曲，作品110。Isidor Seiss 曾被舒曼教導過。Franz Wüllner 說了一些令我覺得感動而鼓勵的話。但是我最神奇的體驗是：在Franz Wüllner 指揮的第九交響曲合唱團中當歌手，以及隨後聆聽他在波昂指揮整首曲子。

在我聆聽第一屆下萊茵音樂節時，Eugen d’Albert 在 Franz Wüllner 指揮下演奏貝多芬降E大調第五號鋼琴協奏曲。那全面壓倒性的經歷令我終生難忘。

沒多久，我有幸練習這首協奏曲時，便全心全意地投入這音樂的巨浪之中。它那純粹的能量一直將我牢牢攫獲，迄今未嘗鬆脫。

不用說，我一直汲取其他大師的音樂，尤其是莫札特，也包括舒伯特、舒曼、布拉姆斯和蕭邦。在我生命中他們全都是我的夥伴。

但是某種驅迫力讓我總是回到貝多芬和他的生活。每當我閱讀他的書信和備忘短箋時，都會深受感動；我同情他艱辛的命運，對他的感受和思想、希望與失望都感同身受。事實上，他表達他巨大的心靈時，不但透過他的音樂而且還透過他的文字。一而再、再而三地，我接觸到他的艱苦生活、和他言詞話語及音樂語言之間的相互親密關係。

因此，我設法愈來愈以自己的方式，不但深入感受他創作的音樂，而且包括他全部的存在。雖然我已經這麼做了幾十年，但是我覺得自己才剛剛開始，並且不得不承認學習的過程永無止境。

再加一句貝多芬說的話：看到並聽到一個人因為準確認知到自己的缺點而備受讚美時，那種感覺很奇怪。我總是認為這樣的境況是個挑戰，可以朝向藝術和自然所呈現的難以企及的目標而奮鬥，無論確定是多麽地困難。

最後一句話：生命中沒有比下述更高的追求了——比其他人更貼近上帝一點，並從這位置將神聖的光輝反映給全人類。

                                                                        艾莉·奈，1960 ( 英譯：Celia Skr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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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的話：
快譯完福老論貝多芬的第五號第一樂章的文稿時，瀏覽到艾莉·奈的這篇短文，當下覺得可以和福老的論點連貫相通。他們都不把貝多芬視為百多年前的古典或浪漫派音樂家，而就直視為親近的同代人；福老和奈，一位出之以稍具理性的探討、一位則是完全純感性的領會，但兩位演出時都承認貝多芬音樂的感情力量，並遵循貝多芬音樂中的內在邏輯論證。


當鋼琴家李希特被問道，是否有任何現存的大師級音樂家可以讓他得到靈感時，他回答道：「沒有大師，只有一位女性：艾莉·奈。」這回答不是否認大師，而是肯定她作為人的人性力量。而李希特與奈，一位沈溺於疏離之美，一位沉湎於移情同感，其中的異同，多麽有趣而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