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萬格樂的錄音師 ——弗利德里胥·許納普 訪談錄 (一)
福特萬格勒 與 許納普
這篇訪談雖然長了些,但談的問題切實又生動,不但有助於了解許納普的錄音原則,也從許納普的角度,切入福老的音樂與生活層面,十分有啟發性。
譯文將分三次上貼,粗略分為三個範疇:
一、音樂會和錄音
二、福老對作曲家的詮釋
三、樂團與作曲
關於本文及許納普的背景請參照:福特萬格勒的錄音師——許納普生平簡介
訪談的英譯請看:http://www.furtwangler.net/inmemoriam/data/schna_en.ht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福特萬格樂的錄音師
——弗利德里胥·許納普FRIEDRICH SCHNAPP訪談錄
蓋特‧費雪 GERT FISCHER 訪問
一、音樂會和錄音
費雪(以下簡稱“費”):你在法蘭克福受聘為錄音工程師。
許納普(以下簡稱“許”):是的,不過時間上稍後一點,大約在1934年。
費:是羅斯包德聘你的嗎?
許:是啊,那時羅斯包德是法蘭克福的指揮,正在物色一位錄音工程師。在法蘭克福,他們決定以後需要一位音樂家和錄音工程師一起合作。在之前都只有一位音樂工程師在負全責。他們認為:「這樣行不通。工程師需要一位真正好的音樂家一起合作,因為科技能力可以學習,但音樂細胞是天生的。」所以他們需要聘請一位音樂家,給予基本的或最低限度的工程訓練,以便他能夠監督錄音工作的進行。我就是那個人。我到達法蘭克福後,上了幾個月的電學和音響的課程,簡言之,就是和廣播技術有關的一切事務。於是世界為我展開,我可以選擇任何我想要的電台去工作。但我決定留在法蘭克福和羅斯包德合作,因為他既是傑出的指揮家、又是出類拔萃的音樂家。於是我在電台開始了錄音工程師的工作,直到1938年,羅斯包德不想繼續待在電台的樂團而離開到明斯特( Munster)擔任音樂總監為止。(他覺得在納粹控制下工作很不舒服。)於是我在1938年來到柏林,擔任錄音監督直到戰爭結束前不久。那時我打算離開柏林到漢堡去。當時漢堡只有一座電台和電台的樂團,亟需負責錄音工程的人員。幸而我在1945年受邀約,不然永遠不可能離開柏林。我留在那兒,由於我從來不是納粹黨員,英軍佔領當局完全信任我。有好幾次我成為部門主管,但我想接觸實際的音樂製作,對行政工作不感興趣,於是期望某種改變。
也許是福特萬格勒救了我。我說過在1938年來到柏林,而從1939年開始我就是他所有現場直播的愛樂音樂會的錄音監督。當戰局逆轉時,我真有可能被徵召到前線去。於是我把憂慮告訴福特萬格勒,他問我可以做什麼來幫忙。我請他寫一封信給希姆萊負責柏林帝國電台的兄弟。福特萬格勒的信對我非常恭維並轉寄到宣傳部,於是我逃過了一劫!福特萬格勒在信裡寫道,沒有我他不能工作。
費:你第一次遇到福特萬格勒是什麼時候?
許:1939 年九月。我記得日期,因為那時戰爭剛開始。雖然我參加過不少他的音樂會,但在此之前我並未直接認識福特萬格勒本人。我不是他死心塌地的樂迷。他製作音樂的方式,頗多我不喜歡的地方,特別是他對莫札特和巴哈的詮釋。因此當我見到他時,根本不覺得拘謹不安。我同時被指派為柏林帝國廣播和德意志聯邦廣播的首席錄音工程師。因為這樣子,我負責福特萬格勒的音樂會。但福特萬格勒這個人極端難以取悅。第一場音樂會在電台錄音,曲目中包括了貝多芬的《英雄》(1)。在排演時,福特萬格勒被告知,新來了一位叫許納普的錄音工程師。這馬上惹惱了福特萬格勒,因為他不喜歡和不認得的人合作。
這倒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求找來前一任錄音工程師,但遍尋不著。於是清況變得很窘困。每一個人都準備就緒,愛樂樂手早就在廣播大廳就位,只有福特萬格勒不在那兒,他待在樓梯間和電台高層交談。我有幾次聽到自己的名字被提及。我在自己的辦公室踱進踱出。我根本不在乎是誰來監督廣播。然後我被傳喚上去見福特萬格勒,簡短交談一下。我有點忘了是誰要我上來;也許是 von Westermann。我回覆他說:“你要明白,我只想知道今天到底可以工作還是可以回家。其它事情我並不在乎。” 於是我上去見福特萬格勒,他迎向我說:“我從來沒見過你。我不知道你是誰,但你在這兒要監督這次錄音。我倒要警告你,我還沒有聽過哪一次廣播錄音忠實地捕捉了我的指揮方式。” 我相當冷靜地回答:“那太可惜了!” 福特萬格勒驚訝地看著我,然後哈哈大笑。後來,他的秘書 Mrs von Rechenberg 告訴我說:“你真應付得宜。” 我說:“哪有?我不過實話實說罷。現場演出和廣播本不可能一模一樣。” 尤其是那時候,還沒有立體聲的廣播節目。終於有一天,福特萬格勒說他要試試看錄音結果。福特萬格勒透過麥克風問了我幾個問題後,開始錄音。由於前嫌冰釋,電台的袞袞諸公高興得說:“當然你要在愛樂大廳播送下一個音樂會。” 接著兩場排演在仍舊施工中的愛樂大廳進行。播放室和樂團暨指揮間並沒有互通的窗口,我們唯有透過麥克風和揚聲器通話。排演時,福特萬格勒突然喊說:“你聽得到單簧管嗎?” 我走出控制室進到包廂說:“對不起,福特萬格勒先生,你是說雙簧管吧?” 大夥兒都會心地笑了起來。我接著說:“是啊,它聽起來不錯。” 在這同一場排演中,隔了一段時間,福特萬格勒又問道:“你聽得見豎琴嗎?” 我回答道:“不,我沒聽到什麼。” 於是有幾個音樂家嚷道:“這裏根本沒有豎琴。” 福特萬格勒想抓我的小辮子。如果我回答錯誤或說萬事無虞的話,麻煩就大了。這可是我承擔不起的。
這是當時全部的對話。直到音樂會的第一次播送為止,他不再跟我說話。然後,大約三星期之後(2),第二次愛樂音樂會前,我受命前去見福特萬格勒,這就像國是訪問!我進到他的更衣室,福特萬格勒十分友善。“許納普先生,我要感謝你。我必須承認,第一次音樂會時,我要求我最挑惕的朋友以最高的專注聆聽電台廣播。他們全都無異議地表示,從來沒聽過這麼好的音樂廣播。我誠心的感激。” 從此以後,福特萬格勒把我當作可以信賴的同僚。而我必須承認,隨著時日我們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牢固,最終成了朋友!戰爭的其餘期間,我播放了他所有的音樂會,而每一次他都要求我提出嚴格的批評。只要是誠懇而得體的批評,他都樂於接受。他總是察覺得出逢迎拍馬,這是他討厭的。有一次在一群阿諛奉承者面前,他轉身向我,指著我對他們說:“這是我唯一的評論家”。這真是莫大的榮幸!
他不大理會其他電台播放的他的音樂會,特別在維也納。有一次他說:“那是怎麼回事?每回我聆聽帶子上的錄音(磁帶錄音已經被引進了),我記得在樂譜的某些地方壓抑了木管樂器的聲音,但是在磁帶上它們聽起來卻發出不該有的過大音量,而漸強又這麼小聲,小到你幾乎聽不見!究竟這錄音師的腦袋裡在想什麼?” 我向他解釋這錄音工程師大概在想什麼:“為了使強弱度聽得清楚,我必須用最大音量來錄音。” 而且錄音師用幾個 “定點” 麥克風去增強個別的樂器聲部。他可能想說:“木管樂器的聲音稍低,因此我昇高一點它們的麥克風收音音量。” 這解釋了為什麼漸弱這麼大聲而漸強被壓得扁平。換句話說:整個控制是輸入時轉小音量,然後輸出時再予以增強。最後出來的結果是虛假的。然後我告訴他:“我們要改正這錯誤,唯有將麥克風移離樂團,在音樂廳裡的恰當位置擺一支麥克風。這樣就能消除他們試圖在樂團各種聲部間製造平衡的錯誤之舉。”
看來他了解這一點。故此之後,他要求我陪他到維也納播放他在那兒的音樂會。甚至晚到戰後,他要我監督他在薩茲堡的音樂廣播。但這些任務是我的重擔,因為顯然當地的錄音師並不樂於接納我——我的出現表明了福特萬格勒並不信任他們。但福特萬格勒這麼強勢,總能達到他的目的。我別無選擇只好跟著他走。福特萬格勒常常問我有什麼意見要發表。我記得有一回,我們在薩茲堡錄貝多芬的第九號(3),他讓定音鼓的聲音過大,我擔心沒有辦法忠實地錄下定音鼓的鼓聲。出乎奧地利同僚的意外,我走出去步入樂團包廂,告訴福特萬格勒這樣行不通。他們都嚇壞了,因為他們知道福特萬格勒的脾氣。但他們不知道他傾聽我建議的雅量。他看到我站在那兒,就開口說:“我猜,定音鼓又太大聲了?” 我說“是的” 這時他說:“可是這聲音好美!” 於是我說:“那麼,沒問題。” 老實說,那時候麥克風的錄音不好弄。我們必須很小心處理音樂的強弱力度(dynamics)。事實上,就算最輕微的過載不但會造成扭曲還會毀了原來的播放音訊。所以我必須小心為上。只有緊緊貼隨著樂譜並且縮短較長的漸弱和漸強才能達成目標。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喜歡你和你的錄音之處,就在於你什麼都不做。” 其實這句話是蠻弔詭的,但至少表明了我的方法是對的,而且可以複製他的意圖,即便程度不大。
我一向相信一場音樂會或歌劇演出永遠無法被電台轉播所取代。電台無法播放出觀眾屏息靜氣、然後鬆了一口氣解脫的時刻。所有這些無法轉播。我忘不了在轉播史特勞斯的《唐璜》時,在最後幾小節前有一段暫停,這時觀眾停住了呼吸。靜悄悄,杳無聲息,音樂廳充滿獨特的、像電流通過的壓力,唯有導向終曲才能得到舒解。我的好朋友 Philip Jarnach 參加了這場音樂會。我告訴他八天後電台會播放這場音樂會時,他好高興。當他聽了廣播後,說:“現場演出中造成震驚的暫停,在收音機裡變成巨大的空洞。沒有別的字眼可以形容!” 依我之見,這又是一個證據,證明了音樂會或歌劇中的神奇動力,播音室盡其所能都無法予以重現,再好的錄音也一樣!
費:姑且不論你的觀點,我仍舊相信:當我們比較福特萬格勒的電台轉播和錄音室錄音時,(以及相較於其他指揮)會發覺巨大的自發性感受、氛圍和張力,磁帶捕捉了全部三種特色。而這也說明了錄音室過於乾淨的氛圍有違福特萬格勒的音樂本質。你怎麼解釋這現象?
許:排練期間——除了最後的彩排之外——都沒有聽眾,這時他個別地和樂手合作,研究作品本身,試著做出他對曲子表現聲音的各種想法。若有聽眾會造成分心。故此,這些排練的錄音十分具有啟發性。若論正式演出本身,這件作品已經準備完善,所以他會對自己說:“它準備好被聆聽了。”然後他準備將作品呈現給聽眾。他需要聽眾!
費:別忘了,對他來說“準備”一詞絕不表示這是作品的最後版本。
許:當然不是。他每次都以斬新的角度研究作品。事實上,我可以說,他的每場音樂會都是首演。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貝多芬第五號。有一回在他的更衣室裡,我問他到底指揮了這作品多少次?他回答說:“我今天的指揮方式和先前的完全不同。”他研究作品堅持不懈而且神經緊張(我會拿來和舞台恐懼相比)。就算他徹頭徹尾了解作品了,他永遠不會說:“這件作品我已經了然於胸了。我真要好好表現一番。” (it will just flow on its own. I really need to conduct it.) 然而他的確總是命中音樂的核心。
(待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註:
(1)《英雄》錄於十月1日 ,但磁帶似乎不見了。
(2)該季第一次愛樂音樂會在十月22日 於柏林舉行。
(3)195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