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12 20:29:43Katle and Joe
《筆記1924-1954》的序──【一】關於內容及背景
Wilhelm Furtwängler, 1930
這篇序的英文洋洋灑灑八個pages從頭到尾一氣呵成。譯者為了方便網路閱讀，將譯文分成三個章節發表，並各給一個標題以資區分：
一、概論《筆記》的內容和背景
二、關於涉及的指揮和音樂家
三、關於福特萬格勒本人與音樂
歡迎各位進入福老的《筆記》世界！
PS. 若有任何謬誤不清之處，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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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1924-1954》的序/原著：麥可‧泰納 (Michael Tanner)/英譯：Shaun Whiteside
【一】、關於《筆記》的內容及背景
威爾漢‧福特萬格勒(1886-1954)不只是他那時代最偉大的指揮家，他也身兼作曲家。他作的曲子遠比溫加特納(Weingartner)和克倫貝勒等指揮兼作曲家所作的更引人入勝。而其中幾件作品勢將流傳下去，完全與他在詮釋上的至高表現無關。福特萬格勒終其一生，都有意識地努力思索音樂。而結集出版的成果，可見於兩本包含論文和演說的重要書籍：“Ton und Wort” ( 聲音與文字 ) 和 “Vermächtnis” (遺稿) 以及一些小冊子。這些出版物雖然品相不一，全都擲地有聲。其中有些文章，不輸任何人以相同主題寫的，例如：精采的《華格納事件：從尼采的觀點解放》(見：聲音與文字)。但是這些文字的書寫風格往往顯得迂迴、深奧並費解。福特萬格勒所受的教育，主要是透過私人教學，學習以康德、黑格爾和叔本華為主的後期古典派和早期浪漫派等大師的哲學思想。雖然歌德對於他和所有有教養的德國人而言，是歐洲文學的核心人物，而且他在文章中多所涉及；但這位偉大的詩人和思想家具體而直接的表達方式，卻是他自認望塵莫及的。福特萬格勒的智識養成，其寬廣度和完整性令人欽佩。他青少年期泰半時間在希臘和義大利度過。但，他不是一般所謂的知識份子。他對生命和藝術、尤其對音樂的反應，充滿熱情和直覺。他不是天生表達清晰的人。雖然他為文的目的在於釐清自己對於最關心的事物的種種感受，其實他既沒時間、也沒有意願，在他出奇繁忙的生活中，筆耕出一種讓人一目了然的文體。
因此，若要了解他的思想，《筆記》比起正式撰寫的論文和演說，較為清楚、至少更容易接受些。他的遺孀 (Elizabeth Furtwängler，參見：伊莉莎白‧福特萬格勒小傳 ─中譯) 告訴我們，他表面上感到惋惜──在撰寫筆記時有一半著眼於日後可以集結出書，就像許多里爾克的書信一樣(見：里爾克書信集 ─中譯)。其實，《筆記》全都顯示了匆匆忙忙和只為自己寫的跡象，以致於有時句子會無故消失，或代名詞附近找不到專有名詞，使人無所適從到底他提及的是什麼人或什麼事。然而，仍有不少段落闡明了他自己思考的歷程，以及更重要的，由於他是十足代表性的文化人物，所以也同時闡明了20世紀上半葉、有教養德國人士的看法。最重要的，這些文章大量曝露了他當時以及迄今倍受爭議的生活和工作上的種種面向：他對於演出曲目中關鍵人物的觀感，以及對演出曲目的特殊規範和限制所持的理由；他對當代音樂與音樂家的看法；和他對藝術與藝術家在極權及罪犯集團統治下的地位所持的觀點 (儘管未達盡如人意的程度)。
顯而易見，整本《筆記》一如福特萬格勒寫的所有文章，都指出他最關心的音樂──大致上是指從巴哈到費茲納爾 (Pfitzner，對英與讀者來說，費茲納爾的名字在書中出現得額外頻繁。) 的德國音樂傳統──是近於宗教實踐、或沉思默想的音樂活動。福特萬格勒覺得這音樂內在的目的(為藝術而藝術)，不會多於貝多芬所認定的。一如貝多芬，他認為音樂是到達永恆世界的精神旅程，而這旅程最好由音樂上的奏鳴曲式來表現；其中對立衝突的要素最終導向超越的統一。福特萬格勒似乎曾是基督徒，但他也像貝多芬一樣，似乎更關注於表現並激發不受任何教條拘束的精神狀態。貝多芬在為《莊嚴彌撒》(福特萬格勒認為這件作品非常偉大，以致於實際上難以演出。而事實上，過去也很少被演出。) 搭配基督教彌撒經文作曲時，發現絕大多數經文可用於表現他自己高尚的性情及模糊的宗教信念暨情懷。福特萬格勒也發現，他覺得最親近的作品是個工具，可藉以表現他對人類命運懷抱的最最迫切而強烈的情感。這在他最優秀而極端「個人」解讀的演出中，似乎造成兩個相反的結果：一方面，從過去到現在，不斷冒犯了音樂上的純粹主義者(purists)；另一方面，同樣從過去到現在，不斷使他的仰慕者覺得除了他的詮釋，絕無其他詮釋的可能；他是唯一能完全正確對待作曲家的指揮家；他能在作曲家身上發現旁人所欠缺或不能發現的內容。
這樣處理音樂的方式顯然不是流行的時尚，至少在大半個20世紀是如此。所以，並不意外福特萬格勒的文筆，包括《筆記》在內，會有一種特殊的論戰語調。終其一生，他身上兼有強烈的個人不安全感和極端堅定的使命感以及被誤解的劇烈感受。這導致他面對對手時，往往表現出自負和神經質的防衛反應，即使面對的指揮家其名聲毋須他擔憂時，依然如此。偉大的男高音 Anton Dermota 經常在他指揮下演出。他在自傳《一千零一夜 Tausendundien Abend》中，揭露了一段軼事。1953年薩茲堡音樂節時，在一系列演出中，他在福特萬格勒指揮下演唱唐‧奧大維歐( Don Ottavio，《唐喬凡尼》貴族一角)。他告訴福特萬格勒在《唐‧喬凡尼》演出期間，要到拜魯特在亨德密斯指揮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中演唱。亨德密斯並非有名的古典音樂詮釋家。福特萬格勒堅持他回來後立即回報。當 Dermota 告訴他那場第九的演出還過得去、沒什麼了不得，這時福特萬格勒鬆了口氣。我們一定覺得不可思議，福特萬格勒居然會這麼在意。這也顯示了他意識到自己在當代音樂領域是多麼地孤立，因此任何代表「客觀性 objectivity」的人都可能被他當作是威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