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木蘭／記錄整理

現今四、五十歲的人，在從前思想資訊桎梏的年代，幾乎無不透過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來打開視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閱讀新潮文庫的書幾乎像是一種「閱讀競賽」，比多、比快、比深、比廣，許多人也從新潮文庫的這一道門，進入文學、思想、社會、宗教、電影、藝術的領域，開啟了各自「內在的知識爆炸」時代。但是，很少人曉得志文出版社的老闆張清吉先生，最初僅是一位三輪車伕，過著貧苦的生活，因為在閱讀中找到了出口，而開啟了「多印一點書，讓多一點人看」的平凡宏願。這位長年隱身在書堆中、以閱讀為樂的老先生，終於因「向資深出版人」致敬活動，而現身
幕前，接受屬於他的掌聲與喝采。

陳信元：資深出版人評選會議中，評審委員一致公認，志文出版社對台灣文化的貢獻非常大，尤其是新潮文庫的叢書，可以說是「開創了台灣新潮的一代」，影響力相當深遠；林衡哲先生也多次公開推崇地說：張清吉先生猶如「台灣的王雲五先生」。您這一路走來，是什麼樣的道路，什麼樣的風景，是否可以從頭說起？

張清吉：民國十六年，我在新竹縣竹南郡附近出生（現今苗粟縣後龍鎮一帶），我父親有片大約一甲左右的貧瘠田地，根本不夠維持一家的生計，只得靠一半的時間出外討海，那時討海是最赤貧的人想出來的辦法，簡陋的竹筏，四個人撐一支竹篙，到離岸約一、兩個小時的海域捕魚，每一趟出去，都可說是冒著生命危險。

後來沒辦法，父親帶著我們搬遷到台南鹽水，那裡離糖廠近，多少總有些零工能「賺吃」。我是家中的長子，在鹽水公學校開始日據時代的小學教育，當父親在糖廠沒工作可做了，我們又回到竹南，我則每天走兩個多小時的路，到最近的一所外埔公校，繼續課業。

那時期的我，把上學視為畏途，一方面因為路遠，每天總是遲到，日本老師非常嚴格，只要學校一撞鐘了，還沒進到教室，就得自動到教室外罰站。我實在是被罰怕了，後來，只要一聽到撞鐘，而我還沒趕到教室，便索性藏到附近的甘蔗田裡躲起來。躲在蔗園裡，又怕又餓，按著下課時間回到家，卻什麼也不敢說。另一方面，父親一陣子討海、一陣子又到台南，我的學校課業也是轉來轉去、斷斷續續的。所以學校最初對我而言，是苦是怕，一點也不愛上學。

直到三年級，我的運氣來了，遇到一位好老師，這位日本老師的名字我忘記了，卻是我一輩子最要感謝的人。

這位老師在教我們課文時，經常會主動介紹許多「課外讀物」（書籍的來源，則要感謝製糖株式會社的圖書館），他介紹我們看《幼年俱樂部》，那是當時所謂的小人書，約三十二開本，不太厚，一個月出刊一次，裡面的編排並沒有特別標榜什麼科學自然類別，但對我來說，一個孩子會被吸引的冒險故事、科學新知都在那裡面。

我當時大約八、九歲，仍然極端內向害羞，連鄰居到我們家來，我仍倉皇地找地方躲起來。但創刊於昭和大正三年的《幼年俱樂部》滿足了我所有的探險，隨著年齡漸長，我就接著看《少年俱樂部》，再後來，就直接看日文雜誌《講談社》。

當學徒兵、出海捕魚的日子

陳信元：那段時期，正是日本大正年間文學風氣最盛的時間，難怪印象深刻。尤其是童年時期讀的書，影響深遠，及長，若是做出版，往往一定會想嘗試去做童年讀書印象深刻的那一塊。

張清吉：是啊！那段時間看了許多戰爭故事、連載的時代劇，也有許多日本改編的英美文學，這份心靈視野的灌溉，使我深深覺得老師很偉大，他能給我們知識，也能真正幫助我們茁壯。當時，我唯一的念頭就是要聽老師的話，老師說看課外讀物對我們有幫助，我就拚了命地看。

這位老師總共帶我們三年，那時我才國小五年級，已經開始看《文藝春秋》了。還記得有一次朝會，老師向全班同學表揚一位同學，老師說：這位同學已經看完了全套五十四冊的世界名人傳記，你們應該向他學習！當時，我的心底立刻升起向這位同學看齊的心。

畢業後，太平洋戰爭逐漸形成，我先是到岡山機場當學徒兵，頭一天進去就被修理，洗澡時看到同學的屁股個個烏青，才知道自己也有一個被賞吃大板而烏青的屁股！總之，為了日本的「海軍精神」，吃足各種苦頭、受盡各種操練，才熬到修焊飛機破孔的工作，戰戰兢兢但還平順的日子才沒多久，日本的飛機數量銳減，我們看到吃得白白淨淨的日本子弟兵，風風光光、大搖大擺地登機作戰，卻一個個都不再回來，我們已沒有飛機可以補修，便改去做迫擊砲的彈藥，徒手完成一枚一枚彈藥芯，稍有閃失，可能就會被炸死。

而後，南洋拉伕一波接一波眼看就要輪到我了，某一年十二月初八日，父親特別叮嚀我去理了髮，卻突然傳來日軍戰敗的消息。台灣光復後，我先是回到竹南，沒工作做，只好走上父親的路，出海補魚。

出海捕魚所吃的苦頭，絲毫不下於當學徒兵的日子，當時根本沒有天氣預報，每次出海，沒有人知道是否能平安順利地返家。有時，為了多捕點魚，破爛不堪的漁船，會不顧拋錨的危險，開到遠一點的海域；冬天時天色未亮就出海，利用簡陋的簍筐作業（當時連魚網都沒有），手指往往凍得失去知覺。

有一次，看到遠天的雲腳起了變化，船長決定趕快回航，但連簍筐都來不及收，三、四層樓高的巨浪已經來到船邊，我們只得將簍筐的纜繩一一割斷，以求保命！還記得當時，我們只升起半截油布帆，船身就像箭一樣被風吹得飛快，大雨飄灑中，巨浪如黑山，就在那時，大約有幾千幾萬隻的海豚，全都浮到海面上，和我們這個隨時要翻覆的小船一起在浪尖翻滾，說來神奇，海豚像是為我們開路似的，只要船尖指向的方向，海豚立刻劃開一條水路，大約四十分鐘後，我們人船平安脫險，恍如隔世。

踩三輪車的空檔 便拿起小說看個不停

陳信元：這個經驗比《冰島漁夫》更精采。我們很好奇，您後來到台北是直接就做舊書的生意嗎？又如何從舊書攤做到了出版社？

曹永洋：其實張先生自己不太愛講這一段故事，他剛到台北謀生，做的是苦力工作，踩三輪車。空車在路邊等生意時，便拿起小說看個不停，若有客人坐車了，他便把小說往座位底下一塞，幹起活兒來。客人走了，他又從座位底下拿起書繼續看。
後來，同為「貨運行業」的收酒瓶、收舊書報的小販，看他那麼愛看書，就慫恿他開舊書店，張先生真的租了店面，自己去盤貨、載貨，當起舊書店老闆。書店裡，有日本人留下的日文舊書，第一代外省人清理家園傾櫃而出的中國新文學書籍，魯迅、巴金、丁玲、郭沫若、郁達夫、蔣夢麟……。

他賣的違禁書都被李敖買去了

張清吉：我最初以「長榮書店」當店名，一本舊書進不到五角錢，卻可以賣十多元，賺好多倍呢，很多年輕學生來買書，最早在臨沂街，後來在和平東路、羅斯福路和中華路都開過，一度開到同時有三家店，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自己做，幸好那時年輕。

做舊書時，李敖來到店裡，他當時還在讀台大歷史系，對哪裡有舊書在賣，熟得不得了，每次來，都眼尖手快，一買就買很多，許多書在當時都算是禁書，警總不時會來查緝的，李敖就是有辦法東問西問，找到他想要的書。

李敖很會殺價，十多元的書，他一口氣說十元，好像他說了就算，揀了幾十本書後，如果總價加起來六百元，他就說「五百元就買定了」，如果我算他五百元，他從口袋裡掏出四百元，剩下的一百元，他說欠帳，叫我記在牆壁上，下回一起算！再下回來，他說：「老朋友啦，你還老算我這麼貴！我都沒錢吃飯了！」

就算這樣，久了以後，我也不禁懷疑他，那個時代，大家都窮，他哪來這麼多錢買舊書？他一布袋一布袋地買那些書，終於所有的違禁書都被他買去了。

見賢思齊 想出一些真正的好書

陳信元：除了童年困苦的生活經驗，張先生創業時所結交的這批年輕學生、青年才俊，是否也影響了志文出版的藍圖？

張清吉：我因為賣舊書，而認識許多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往往互相介紹其他的同學來，李敖之外，還有林衡哲、秦賢次，因為店頭需求大，我什麼書都收，整個倉庫塞得滿滿的。當時舊書生意算是賺錢的行業，買進時論斤算，賣出時賣一本賺一本，後來我發現給這些年輕人的書都太便宜了，尤其是珍版的禁書，但再想想，若不是他們，我又怎麼會知道哪些書可以賣呢？

再者，這些年輕學生愛書如命，經常知道我什麼時候會補貨，下午就在店門口排隊搶購，這種情形，讓我看了也很感動。
後來，林衡哲跟我熟了，有一次聊天中他就說：如果我們把這些舊書重新編印，一次印個一千本，就能多讓一千個人看到這些好書了。不多久，秦賢次以「秦雲」為筆名，重新編寫了一本《天下秘聞》，我自己對世界奇聞軼事也很感興趣，就決定出錢印行，沒想到這本書的銷路好得不得了，這件事至今恐怕不多人知道。

書賣得好，許多人都鼓勵我再版，於是我就根據顧客需求最多的書，選了林語堂先生的書出版，以「新知書店」為名印行。這一類的書籍銷售得「乒乓叫」，印兩千本也一下賣完了，加印三千本照樣全數售出。印象中還記得的翻譯書尚有《如果麥子不死》等（很抱歉，當時完全沒有版權的觀念，所以也造成了後來一些爭議性），西洋文學書賣得極好，中國的文學書銷售較慢。
書賣得好，賺了許多錢，林衡哲有一天感慨地說：光只出這種書，沒意思，除了賺錢之外，看不出別的太大意義，你應該出一些具有水準的書，對社會有益、有正面影響的書，俗語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嘛！

他前前後後說了好多次，我細想覺得很有道理，正巧那時遇到文星書店要關門了?(和我的長榮書店就隔鄰而居），結束營業大拍賣，店裡的人擠得人山人海，這番景象也使我「見賢思齊」，想要出一些真正的好書。正好，林衡哲先生手頭有三本翻譯書，其中兩本就成了新潮文庫的第一號和第二號作品，也就是《羅素回憶錄》和《羅素傳》。

這兩本書一出，得到的回響非常大，陳鼓應、殷海光雖然平日不識，卻因為出了書，而得到他們親自前來肯定。林衡哲先生得知書獲得好評，也是興奮得不得了，「再出啊！」他興奮地喊，並一口氣著手規劃了十多本書，也介紹許多同學一起加入翻譯的行列，賴其萬、林克明、葉頌壽、文榮光等，都是當時的年輕朋友。

「台灣出版界的唐吉訶德」

陳信元：原來當時這麼多傑出的文學工作者加入陣容，林衡哲先生在新潮文庫的催生上，固是不容忽視的一位功臣，但出資者的視野與理想，才是使這件事情持續的最主要原因吧。

張清吉：林衡哲前後出了大概八本書左右，後來面臨到要出國留學，他是新潮文庫名副其實的推手，雖然他後來仍陸陸續續在幫忙，但秦賢次也主編過一陣子，近十年則是曹永洋老師，他為我們譯介過《黑澤明的電影世界》一書後，就此不計酬勞地加入了新潮文庫的編輯工作。

新潮文庫的書差不多在編號五十多的時候，開始著手日本文學和哲學書籍的翻譯，一方面是因為曹老師加入譯介的工作，一方面則是因為我本身受的是日本教育，後來到日本考察，一到飯店就直奔他們的書店，研究他們的出版方針、風格，以及經營企劃的手法。例如岩波文庫的書，就讓我心儀不已；每次到日本，二話不說，總是花最多時間在書店裡，同行的朋友，原指望借著我是日文通，可以幫他們導遊玩樂，沒想到我除了書店，還是書店。最後大家還笑我說：「你神經病啊，要看書回家去看，跑出國玩還天天泡書店！」也有人形容我是「台灣出版界的唐吉訶德」，瘋狂的行徑貽笑大方了。

新潮文庫的書，在編排上，經常會在正文開始前收集許多作家生平資料圖片，這個做法就是岩波的書給我的啟發，我總認為讓讀者多了解一些背景資料，將有助於他們喜愛一本書。
此外，曹老師後來還介紹了許多台灣的文學青年來出書，鍾肇政、鄭清文、胡耀恆、顏元叔等，陸續出了三十多種「新潮文叢」；那時，身在美國的林衡哲建議我，其實海外有許多優秀學人的作品，也非常值得出版，介紹我認識了楊牧（當時他以筆名葉珊為名），稍晚還介紹了劉大任，打算在我們這裡出一本《紅土印象》，但這本書後來被禁，上面還盤查、監聽了好一陣子，連我們出版世界文學《動物農莊》，上面也懷疑我們意有所指，要我們交出和出版此書的相關人士。

做出版實在是一項非常辛苦的行業
陳信元：大抵上資深出版社都會有過這樣一段經歷，總是一個時代的註腳記號吧。目前，志文出版社的經營情形是怎樣的呢？

張清吉：做出版實在是一項非常辛苦的行業，我家中四個子女，他們從小看著我忙碌、一年到頭不得閒，營運與出版，累計共有近千種書類；孩子們目前雖然是出版社的核心成員，維持一年平均二十本書左右的出書，以及各地長銷書的補貨進貨業務，但實在沒有一個敢接下這個志業，太苦啦。我也因為視網膜的問題，還是熱愛看書、選書的工作，卻已髮蒼蒼、視茫茫了。　　　　　　　　　　
■【2002-11-11/聯合報/39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