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研討」
這場研討會，與會人士眾多，幾乎座無虛席。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議題，涉及範圍甚廣，包括台中日韓，清末民初，日據時期，整個台灣與東亞相關的地方運動、組織運作，和地方菁英領導帶來的影響，與其價值。從械鬥問題出發，從女性視角著手，從左右路線前進，論文基本上頗為多元，也互相指涉涵蓋。
第一天的議題，其實有多場都涉及一類似問題之爭。也就是所謂台灣農民運動「階級意識」路線或者「民族路線」之爭，跟菁英有直接或無直接關係的爭辯。
首先、中研院台史所的陳慈玉，從1920年的農民運動談論簡吉、李應章扮演的角色，主要提出其運動，不單純為民族問題意識，反而是對制度的抗議。不過，批評的張勝彥則表示，文中對於簡、李角色定位不夠具體。
相互對照的陳芳明教授，則從簡吉領導的臺灣農民運動討論其左傾現象，文中多所舉証簡吉的左翼路線。陳芳明的言論向來容易引發激烈論戰，此文亦不例外。除了吳密察給予多項參考，其他來賓也踴躍辯論。
吳密察針對路線問題，提出「在研究什麼是什麼路線之際？應該先回到彼時的群眾運動基礎！」「我們真的能用可採用『階級意識』名詞嗎？當時工農已有此意識嗎？還是他們鬥爭過程互相貼的標籤？」他從歷史還原的角度，時代背景氛圍的了解來解讀陳氏文章，給予一種新的視角觀看，也提醒人重新回到現場去，發覺其中的弔詭性。而非直接給予框架。
不過陳芳明也犀利微妙的回應：「一來，目前台灣對左翼相關研究實在過少，有些論點還得去參考自己過去的評論研究；二來，今天談農民運動，勢必無法迴避意識路線，且不談意識路線，豈非太右派的考慮嗎？有壓迫才會產生意識的……」關於他第一點，我不盡認同，其實無論研究左右翼，只要談論歷史的人經常有個人史學觀點，也許\並非資料過於不足，而是避開無益於己的論點。至於第二點，我相當認同，有時刻意劃地自限，過份「精讀」標籤的定義，只是保守地環繞在本質問題。
這讓我想到許\多人為了台灣直放橫放的問題爭論不休。其實，誰說放橫了肯定代表什麼政治意識？最早的台灣，唯一的定位乃在於海洋上她的位置意義。從海洋的角度而言，直的橫的不過是觀看角度不同而已。荷據時期，台灣的地圖本然就是橫放，中研院研究者詹素娟第一次在大壆歷史課上發下橫放的台灣地圖時，當我以為那是新的說法時，其實壓根不知過去的台灣本來就這樣看。誰刻意帶著意識看問題，就看出了什麼意識。
陳芳明也提及台灣史與台灣文學之間，台灣史最難的便是，文本可以發揮想像，但歷史得靠史料記載，即使明知可能有偏頗，卻無法自己假設歷史。
　　（老實說，陳芳明的筆與口才實在真好，完全喚醒快冷死的我）
至於吳叡人，則從台灣民族解放與台灣民族形成論來談，他提出一個重要觀點：我們都應該重新解讀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文本。
　　（吳叡人，離開社會運動，離開羅文嘉團隊的他，在學術的魅力真不可擋，還沒離開會場，一群為之著迷的聲音，唉~~)
由於吳叡人的觀點也引發翁佳音的某種思索，他提出一個有趣的疑問：「許\多人指稱王詩琅為無政府主義者，但他自己則說他要走的方向是民族主義著。」
這種觀念的紛歧，有時旁觀者清，有時卻是旁人過度誤解，誠如文學文本，作者所要闡述的方向，不一定與書寫的文本相一致，至少可能在讀者觀察，是不相同的。
而陳翠蓮的論文則提出許\多顛覆性的新觀念，表達農民運動與地方菁英關係淡薄，眾人則從或抽象或直接的影響論予以批判。
這些論文，這些評價，其實，都似乎因著當下的「詮釋論」以各自的思維加以定論，我想，其中沒有真理越辯越明的現象(或者沒有真理)，只有永遠會從平行或分岔路線往下爭論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