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川芥


　切‧格瓦拉說，「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我在想，切‧格瓦拉是背負著什麼樣的使命，並在當時的大時代下醞釀出革命的胸懷，成為古巴，甚至是整個南美世界的偉大人物？

　我在想，我們的一天都是平凡的。

　我在想，我若騎上小了好幾號的諾頓500，開始我的環島之旅，那我會否也成為革命鬥士，醞釀出無限的革命情感？

　我在想，那只是一種意義與精神上的召喚，我們的抗壓性極差，或者說明白一點，我們根本毫無抗壓力可言，電影的激勵作用都轉變成反身性的鄙視作用了，我們只能靠不斷的推崇對方來掩飾，自己的哀傷。

　我在想，天空下雨、下雪；騎車滑倒數十公尺；與愛人離別；進入蠻荒或未知地域；或者是對方拿著槍頂著我們的頭時，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往前挺進，或者學習格瓦拉向敵人說的，「你是來殺人的。開槍吧，膽小鬼！你要殺的是一個男子漢」？

　我在想，我們的熱情與勇氣才被射殺了！

　1951年，患有氣喘的23歲醫學院學生格瓦拉（Ernesto Guevara）與死黨阿爾貝托（Alberto Granado），載著滿滿的家當與憧憬，跳上屌車（諾頓500重型機車），從家鄉布宜諾艾利斯出發，揭開一場貫穿南美大陸，總長超過一萬三千公里的壯旅。他們目睹、並體驗了自五百年前殖民者登陸以來，這塊土地所承受的種種創傷、苦難、與不義。貧富的懸殊、階級的對立、種族的剝削、帝國的壓迫，以及人世間永無止息的生、老、病、死，都不斷激盪兩人的靈魂，也在青年格瓦拉的心裡埋下了日後席捲世界的革命之火。

　「鑽石埋得越深，我越是想將他挖出來。」

　年輕的格瓦拉三十九歲時就身亡了，他一向心直口快、直來直往，而或許英雄性格或多或少都要有著某方面的怪異特質，就像《神鬼玩家》裡患有強迫症的富豪霍華休斯一般，他們的慾望是恣意不羈的，他們喜愛往前進，不停留在原地，他們循著世界的腳步在運行，也企圖摩擦世界的每一吋塵土，希望激發出屬於自由與正義的火花。所以格瓦拉才說「讓世界改變你們，讓你改變世界。」；所以霍華休斯才說「The way of the future、The way of the future...」。

　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走過的歲月，我們腳底下踩著這片土地，那個攤販前仰頭行乞的流浪者，那個攤販後方帶著微笑卻在眼神中透露出未知恐懼的老闆；穿梭於攤販前方道路的黃色計程車；還有沿街哭鬧的也許有家暴前例的母子檔；以及沿街叫囂的也許是情侶的男女。我覺得他們都還不到可悲的地步，可悲的是一群用光鮮外表框架出的以為光鮮人生的新青年們，他們應該無法認同格瓦拉征戰南北所拍下來的黑白照片。對比分明、細膩又苦楚的每片肌膚、每條紋路，和每個人生。

　其實，我們也可以依照著現存的社會脈絡與流行邏輯去作任何能安身立命的事情，因為別人都是如此這般，我們這麼活著沒有什麼錯。是啊！是沒什麼太大的過錯，只是當這一路運行而來讓你感覺到無力或無奈時，到底也要反過來想想，我們「存有」（Being）的意義在哪裡？我們是否可以企圖去改變些什麼？從自己小小的身軀及心靈開始就好。

　存在主義者齊克果說，「孤獨是存在的象徵。」說孤獨太沉重，說簡單一點，那便是要一個人能透過置身世界之外來看整個世界，像鳥兒一樣，細看整片山河的美，也細數每個人生。因為只有我們體認到我們是如何的過活，如何的存在時，那時我們才算真的存在，才能為自己的心智與靈魂負責。

　存在是意識的醒覺，是自由的抉擇，那都必須立基於我們對於自己，以及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聯有所認知之上。如此，我們方能革命。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被抓後在即將被處死前，CIA特工岡薩雷斯問他：「現在你在想什麼？」，切‧格瓦拉平靜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