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想一再重開高低藝術文化之辯，但不知為什麼，近來經常聽到些本地知識人話，感覺到太沉重，想輕，陳育強如是，何國良也如是。剛在早前牛棚的名人書房的李照興訪問中，同也看到「香港的閱讀風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讀書給人一般太嚴肅、太過是一回事的感覺」的意見。

八月初在明報（與藝發局合作）的「人文大會堂」版頁的文章，甚至這樣說道：「藝術這個詞句，有點艱澀，或許是傳統流傳下來的詮釋太過單一--藝術者皆令人肅然起敬是也。不過在今日這商業大過天的社會裡，再次拿視覺來探討的時候，實在有必要平反，題目很簡單：其實，什麼也可以是藝術。」我實在不知，這種粗淺的說法到底引使大眾認識和接近藝術，或還是加深藝術既任意且無聊的另一種成見？

至於上陣子藝術中心有個論壇，有講者指香港藝術好像欠了精英意識，這個其實當然，因為我們的身份認同，基本上也是來自為庶民「平常事」平反的「文化研究」。湯幀兆在全身文化人讀書會的前言也寫道：「我樂於隨波逐流，而且由心裡相信只有游在渾水中才可體會道在冀溺。糞堆上產靈芝，難道不是我們香港寫作人的微末期盼嗎？」然而當香港文化人經常用邊緣或狹縫等話語來當為策略，把在被不著擠壓的文化藝術空間中的生存之道正當化時，梁文道指我們是生活在「井裡頭的大規模部落社會」，「活像條狗」，故實在也並非是無的放矢。

這種日漸瀰漫的簡化，其實非但沒有教育群眾，相反只是把他們定了形的觀點投射在觀眾身上，總之就是怕令人厭煩，不願欣賞花腦筋的樂趣，彷彿深度一定會怕嚇壞人。但過分的要去推廣文化藝術，身份其實變成了推銷員，犧牲了文化藝術的精緻性和深度也未定。而當這些人走入傳播媒體，亦就很容易會成為布赫迪厄在《防火牆》中所謂「準備好玩那個遊戲，接受什麼都可以說，回答記者所有的問題…為了穩固媒體知名度…他們願意接受所有的讓步…妥協折衷」的「討論與談人」，或（引李照興所說）內地更傳神打趣成的所謂「知道份子」。

正值近期文化藝術愈受媒體重視之時，或也是文化藝術工作者該企硬點，嘗試反客為主的一個時機。朗天在《e+e》中的訪問，無疑就是我所看到比較有趣的一個，把牛棚書展比喻為「紅米，好粗糙的，不太好食，很難消化，不過有營養。…我們這樣粗糙，點會elite呢?…是窮，無法子搵飯食就是elite?…」三言兩語就把訪問者將文化主導說成elite、對立而非選擇等的一貫提問方式，巧妙的將之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