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海返回後的旅程已然不是那麼清楚明晰，雖然記得魯迅故居那張大得出奇的魯迅肖像，記得與老哥朋友相聚的幾頓飯，記得窩在星巴克的空調裡躲避燥熱的下午，也記得半夜算好了時間，躡手躡腳溜進老哥新居位於夾層的書房裡、忍著不通氣的悶，輕聲打著電話給好遠的另一方的林。時差很麻煩，總也只能講上兩句。然而一切，都被紹興厚重的水氣隔在一層透明霧裡，在八月天的艷陽中慢慢地蒸著，因之水氣漫瀾，什麼都不清不楚。

其實很不急，大可以多待幾天，只是悶熱的天實在很掃興。與林很難連絡上也是想回家的原因之一，雖然事後想想，是不是因為一整片悶頭悶腦的熱使我一點都沒察覺事情有一丁點不對勁，不過也許還是該歸諸於自己的少根筋。

哥送我離開紹興的那一天，路上衝撞了一台電動腳踏車，說來電動腳踏車的騎士只怕要負大半責任，畢竟是斜地裡就這麼衝出來，好險總是沒有大礙，不過紹興在地人，一件破舊背心人字拖的打扮，看來像是溫厚長者的騎士可不是好相與的，齜拉開了嗓門、一陣毫不停歇的大鬧，硬是招攬來一大幫的觀眾。我很不習慣，然而哥倒是一頭鑽進了路邊的酒鋪，拉了酒鋪老闆出來評理。都忘了哥勉強也可以算是半個在地人，顯然也不見得好欺負。雖然說，最後還是賠了點小錢，不過五十塊人民幣。

是壞運的開始嗎？一路搭著順風船至此，總是很順遂的我，並沒有意識到什麼。

一路從紹興坐著公路車到蘇州蕭山機場，再轉機香港，轉機時就知道不對，班機全亂了套，我在慌亂的安排下搭上不該是我的班機，可是聽到的訊息只是香港機場天候不良。在大陸資訊雖不能說封閉，但的確沒放什麼心思在新聞上，一直到香港才曉得，原來是碰上上了新聞的巴比倫颱風事件。我拎著行李，在停擺的赤臘角機場無頭蒼蠅的走來跑去。班機肯定接不上，這是確定的。可是蘇州該轉來的行李也不知下落。所有人都在排隊，一條條人龍在整個機場裡左右纏繞，像是團團散落的毛線頭，尾端全集中在忙碌的可憐的幾個航空公司櫃檯前。

香港機場人總是多的，可是多到滿滿一整片的人海畢竟少見，我和前後共患難的聯合國人種不約而同的開始想方設法的娛樂自己，後面的荷蘭兄弟就地坐下打起了橋牌；前方的美國大兵充當起了臨時警察，嚴格執行不讓任何投機份子插隊的神聖任務，當然糾紛是難免的，幾個印度人、越南人、菲律賓人試圖闖關，當然被毫不留情的群眾力量逼退。嗯，我們等了少說六、七個鐘頭而仍不知道返鄉的飛機在何處，可以想見那個現場的火氣，要是有人想抽菸，我想隨便伸在哪個人頭頂上都可以點燃的程度。

我拿起了傻瓜相機拍起了紀念照，可不是有很多機會看到伊斯蘭教的神祕婦女無奈地與一群臭男人擠在一起，當然在機場裡有服務隊送水的機率也不高，因此我的相機漫無目的的亂照一氣。還是舒爽而愉悅的，怎麼說呢？起碼香港機場是有冷氣的啊！

我將巴比倫視為行旅中的點綴，然而，人生的風暴正慢慢凝聚成巴比倫的威力向我襲來，誤以為晴空萬里的前方捲起了沙塵處處，而我仍是騎著瞎馬的盲人，一步步朝著風暴的中心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