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創造出施明德、馬英九這種政治偶像，恃寵而驕且碰在一塊時，首都的災難就沒完沒了。馬英九難道不知道，他核准施明德搞「長住型」遊樂式抗爭，已徹底違反了人權精神的比例原則嗎？

施明德和馬英九真是民主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一對寶，兩個人都因和陳總統誓不兩立，而成為強勢統派媒體寵愛的英雄，但也因為受到媒體毫無節制的溺愛，恃寵而驕，漸漸喪失公眾人物應有的謙虛與責任感，言行舉止更像揮霍無度的公子哥兒；當這兩個人碰在一塊，一搭一唱搞出紅色倒扁政變運動時，其內涵貧脊臭酸，其沒完沒了的街頭搗蛋，令台北市民及台灣民眾痛苦不堪，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施明德與馬英九私會密謀之後，發起這一波舉世獨有的紅軍怪異抗爭運動，它的怪異之處，包括馬英九是首都市長，卻和人密謀在首都搞抗爭活動；而馬英九利用行政裁量權所准予的抗爭活動，卻又是曠世奇譚的「長住型」（Long Stay）遊樂式「靜坐」，不但日夜二十四小時，也可以時而定點載歌載舞，時而起身遊行，甚至包乘遊覽車全國觀光一圈，再回來繼續據地為王。施明德果然也充分利用馬英九的「配合」，他設計群眾以穿紅衫為識別標幟，也設計了一項具侵略性的喝倒采手勢，透過媒體強力推銷，以此來塑造一種社會新品種族群，社會大眾稍有不從，則難除被排斥或圍剿陰影（一德國留學生就指出，這種紅衫識別的抗爭活動，因特具壓迫性，是德國明文規定違憲的行為，但在台灣，施馬勾結就生產出極惡的典型）。

連續一個多月的紅衛兵抗爭活動，施明德每次站上台講話，其言語貧脊，也常顛三倒四，一再重複的「阿扁下台」口號也令人生煩，但又有誰能像他這般，既搞抗爭運動，卻又準備豪華型露營車休息，也常長時間消失不見；令紅衫群眾徹夜霸馬路「抗議」，幾個小時後，群眾遭驅離時，他自己也不在場－有這麼愜意的「抗爭」運動，施明德仍是統媒筆下的革命英雄，這種莫名其妙的「英雄」，誰能辦得到？如果說這不是欺世盜名，又是什麼？如果不是統派媒體在強加美化包裝，施明德這些恣意妄為的舉止，也只是耍猴戲而已。

馬英九身為首都市長，至今竟還不知他所「核准」的紅軍運動，錯在哪裡，實在很可悲。他說人民有集會遊行的自由，這話是不錯，但「倒扁」的訴求，在媒體輿論所呈現的超強比重，早就超過任何議題訴求，又何需什麼群眾運動來表達？在媒體輿論超大比重之下，仍搞群眾運動，這不是什麼「集會遊行自由」，而是一種準政變的企圖與對多元社會的壓迫、迫害。而對同一群人、同一訴求，核准其二十四小時、無止境（已超過一個月）的聚眾活動，就憲法人權精神而言，就是明顯違反了比例原則！在「比例原則」的衡量之下，不僅馬英九的執法能力大有問題，身為社會公器的大眾傳媒，其對紅軍運動的超比重報導，也早已形成社會莫大的侵害。（現在誰還重視不到兩個月後的院轄市長選舉？）

台北市這些年來成為藍軍（紅軍）抗爭的天堂，首都也成為抗爭城市，台北市民痛苦，但因媒體特寵倖馬英九，這些痛苦都逐漸像戒嚴時期人們忍氣吞聲，以一種空幻的偶像式崇拜，來麻醉自己的現實感受，並間接感染全台灣民眾。當一個首都市長，對脫序的群眾運動表示束手無策時（所謂國慶紅軍「天下圍攻」），竟能兩手一攤，說：「群眾有數十萬人（事實是數萬人，為了表示無奈而灌水撒謊），比警察還多，我不能處理」，又說他很倒楣，是在替中央政府「收拾善後」，這就顯示媒體溺愛之下，一個政治人物很容易就不長進，而墮落成「何不食肉糜」的阿斗模樣。群眾很多，一輛噴水車不就將之沖散了嗎？馬英九竟然不知道在紅軍肆虐之後，縱然他有族群相同的感情在其內（軍公教族群的深藍結構，是紅軍得以「閒閒去管吃管住的好地點搞抗爭」的基礎），也不能因他的感情暗示，而使首都失控失序、外賓受辱，而台北這個商業之都，消費意願已被影響，平均三成的下降率，更加上無形的心靈精神壓迫損失，多元文化所受傷害，都在累積之中。試問，一個無能的政治人物，仍要被媒體包裝成政治偶像時，豈不是形同在譏笑社會大眾很好騙、很容易被奴役，還奢談什麼「民主」？而也只有台北這樣變態的首都，才能使施明德這個戒嚴時期的受害人，突變今日的加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