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埋怨媽媽啦

　　摘自《世界日報》　　 王鼎鈞

　　吳鈞堯先生在《世界日報》副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一直無法原諒我媽媽》。為什麼「無法原諒」呢?

因為她老人家對子女「強硬灌注貧窮時代的價值觀」。

例如，「凡事都為別人想一想」。

例如，在參加學校聚會的時候，「總是謙卑地縮在角落，像膽怯的兔子」。

例如，購買傢具，付賬出門，「還要對商家鞠躬哈腰，連聲道謝」。

吳先生說，他「進入社會以後，因此吃了不少虧」。

他說：「這輩子如果未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享盡榮華富貴，都得歸咎於我媽媽。」

　　這篇文章見報後，引起了很多人注意，這裡那裡，都聽到讀者的嗟歎共鳴，我自己也回憶當年的母教，百感交集。

當年母親耳提面命的那些話，我曾經記在回憶錄裡。

為了相互印證，在這裡再抄一遍：

行萬里路，讀萬遍經。

笨鳥早飛，笨牛勤耕。

讓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

寧欺官不欺賢，寧欺賢不欺天。

人多的地方不去，沒人的地方不留。

讚美成功的人，安慰失敗的人。

犯病的東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

不要穿金戴銀，只要好好做人。

牆倒眾人推我不推，槍打出頭鳥我不打。

試看這一串「格言」，有哪一條能通過今天「新人類」的檢驗?

哪一句能「強化自我」?

照著她老人家的話做，怎能「踩傷一排排的肩膀」功成名就?

怎能避免「競爭功能的去勢」?

豈止如此，在（漏字），寧濫勿缺的年代，一個人如此低姿勢，如此曲意結交別人，如此無視現實功利，他到底為了什麼?

他是否暗中有什麼運作?

他是否有什麼秘密需要掩蓋?

流弊所及，又豈止不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豈止吳先生一個人有這樣的「迷失」?

媽媽教給我們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到了社會上，竟然完全不能發生預期的效用，閉門造車而出門不能合轍。

甚至，我們有時發覺，「幼而學」看到媽媽的示範，到「壯而行」時竟然是反面教材。

這種驚愕，這種傷感，也不僅是吳先生一個人有。所以，那篇《一直無法原諒我媽媽》才四方傳誦，多少人欲言又止。

　　媽媽為什麼要那樣說呢?

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首先，我想，媽媽不能預見社會的轉變，她老人家不是先知（誰又是先知?）。

在她的時代，那些行為模式原是最好的，而父母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子女。

退一步說，即使媽媽是先知，她也不能把「未來」的潮流提前到「現在」傳授。

試想，她豈能在人人都強調女子要「笑不露齒、坐不張膝」的時代，告訴子女「不要性騷擾、只要性高潮」?

她豈能在人人念誦「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的時候鼓勵消費、刺激生產?

那樣，她犯了「時代的錯誤」，對子女並無益處。

媽媽是這樣一種人：

教我們儲蓄，但無法應付通貨貶值；

度過了通貨惡性膨脹的滅頂之災，喘息未定，仍然提示我們應該儲蓄。

其次，所有的媽媽都是完美的，而缺點是時代的。

我們的媽媽，當年置身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千言萬語一句話，那是個沒有秩序的時代，一個人的安全不靠公民權利伸張，靠自己「趨吉避凶」。

那時代，媽媽在家中低著頭做針線活兒，一面惦記著快要放學回家的兒子。很可能，驀一抬頭，她看見兒子站在面前，滿臉鮮血。兒子在回家的途中，被騎腳踏車的人撞倒，擦傷了皮，抗議和爭吵的結果，又被打破了頭。媽媽萬般椎心，萬般無奈，心中暗想：被人家撞倒了，爬起來趕快回家有多好!為什麼要爭吵呢，為什麼要爭吵呢!

人同此心，就有了「忍一時氣、保百年身」那樣的格言。

即使是今天，1997年4月16日，美國阿布拉罕市，一個十一年級的男孩子，無意中向別人的汽車裡看了一眼，車子裡立刻伸出一枝槍，把他打死了。

即便是在今天，離21世紀只有3年，死者的父母仍然說：「為人父母者要提醒孩子，不要隨便看人家一眼。」

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環境，父母棗尤其是母親，她的首要考慮是防患於未然。母親為了使孩子安全，寧願放棄使孩子偉大。母親多半是這樣的人：她不願意你一條腿進天國，寧願你四肢健全陪在她身邊。

最後，我想，像踩傷一排一排肩膀、出人頭地這等事，沒法子教，也用不著教。誰教曹操?

誰教趙高?

即使可以教，也不能由母親來教，母親只能教儲蓄，不能教你在通貨膨脹時如何投機倒把。

母親只能教精忠報國，不能教你兩軍陣前如何兵不厭詐。

我想，人生在世需要一所房子，而媽媽只是給我們一些磚頭，我們得從別處搜集其他建材，並決定怎樣組合。

我想，人生在世好比做一個醫生，媽媽只教了些基本課程，以後我們得不斷進修和自修，知道病理上的新發現怎樣推翻了舊說，從而改變我們的醫術。

我很懷疑，「光宗耀祖、享盡榮華富貴」是人人可學的嗎?

武俠小說裡常說，「秘訣」必須擇人而傳，倘若學習者條件不夠，就會走火入魔。這實在是很好的寓言。

馬援也說過：「畫虎不成反類犬!」如果我們長大以後不能轉益多師，福至心靈，那麼母親早年縱有些身教言教，恐怕也是徒亂人意!

吳先生的感歎，是我們這一代人共有的，他提出來的問題，也是下一代人要思考的。而今而後，吳先生指出來的這種差距恐怕永遠存在，也永遠難以解決。唉，我們必須原諒我們的媽媽，換取下一代原諒我們。

注意差距

文‧王鼎鈞

（藍字為格主所加）

¡        30年前，有人叮囑我：「替朋友辦事，事成，要告訴朋友此事辦來輕鬆容易，以減輕朋友心理上的負擔。」

¡        30年後，有人叮囑我：「替朋友辦事，事成，要告訴朋友此事頗費周折，得來不易，以加強朋友的印象。」（註：要人家承你的人情「債」））

¡        　　那天，朋友托我買東西，我唯恐買貴了，對不起朋友，就暗中“貼補”了1/10的價款。朋友問：「這是從哪一家買來的？」我只好支吾其詞。朋友指著我的鼻子說：「你找到了價錢便宜的商店，竟不肯透露地址，真不夠朋友！」

¡        有一個青年到美國留學，晚間去探訪他的指導教授，雙方談得很融洽。最後，這青年站起來說：「時間不早了，老師和師母要休息了，我該走了。」這個中國學生自以為很有禮貌，誰知教授太太聽了很不高興，她說：「你想走就走好了，為什麼把責任推在我們身上？」學生愕然，不知道錯在哪裡？

¡        知道這個小掌故的人，都用中美兩國的國情不同來解釋其中緣故，其實，這現象也可以看作農業社會培養出來的觀念與工業社會培養出來的觀念有其差距。傳統訓練我們處處要委屈自己，體貼別人，但是現代人漸漸不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        有人寫了一本書，交給一家書店出版，此書暢銷一時，大家都說寫書的人幫了那書店一個大忙。寫書的人依照他從農業社會帶來的習慣說：「那裡，我的書不容易找到出版的地方，書店幫了我的忙。」這一句客氣話人人信以為真，連那家書店也深信不疑，自居有功，因為他們生活在今天的工商業社會中，怎麼也想不出那位作者要說假話的理由。

出自（王鼎鈞《我們現代人》，台北：爾雅出版社）

王鼎鈞 白色恐怖淬鍊出開放人生

2009.05.17 【聯合報╱紐約特派記者傅依傑】

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94784

散文作家王鼎鈞在紐約的家，每周一晚上弦歌不輟，這些事業有成的學生都是慕「鼎公」的文名而來。

十來位中年資深學生下班後趕來，裡頭有退休的經濟學教授，圍坐在王家不大的客廳中，聽八十多歲的鼎公解惑；師母王棣華培植的盆景綠意盎然，後院的紅梅已在早春初綻。

鼎公教寫作 不收學費供消夜

「我們就是談談怎麼寫作，大多是散文。」王鼎鈞笑說，「他們寫好了，會投稿報紙副刊，看看『績效』如何」。

這個「作文班」上兩年了，取名「久久讀書會」，意喻「對文學之愛久久長長」。在台北光啟社當過導播的李玉鳳是班長，她說，鼎公從創作的基本功酖酖觀察、想像、體驗、選擇、組合、表現酖酖教起，又以無數的小故事點撥、啟發，讓他們如沐春風。「鼎公不但拒收束脩，每次上完兩小時的課，師母還備消夜。」

開放的人生 只剩一副骨頭架

王鼎鈞著作等身，自一九六三年第一本「文路」，至今出了四十多本書；旅美卅年，早年寫的「開放的人生」等「人生三書」，仍然長銷，是出版社鎮店之寶。

「俱往矣。」王鼎鈞自嘲「開放的人生」經無數人引用、轉載，現在就如「老人與海」裡的那條大魚，「只剩下一付骨頭架了。」

王鼎鈞近年著力回憶錄，花了四年時間寫完回憶錄四部曲的第四部「文學江湖」，憶述在台卅年經歷，但是「只限文學生活」。「這是最後一部了，寫不下去了。」王鼎鈞笑說：「我老了，恐怕江郎才盡了。」

他的四部回憶錄歷經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在台歷練，是個人生命旅跡，也反映近代中國人遭逢國破家亡、政治對峙的苦痛。「文學要痛定思痛，」他感嘆，「若正在痛，我認為寫不出好東西；要有時間、距離之後再寫。」

四部回憶錄 痛定思痛才動筆

「來美卅年，給了我痛定思痛的時間與距離，對我人生經驗起了蒸餾作用，沈澱了許多雜質。」他說。

王鼎鈞的「痛定思痛」，似乎讓他更通達，能夠從更高或不同的角度，俯瞰與衡量世事。

他直言國民政府在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掀起腥風血雨，涉及千餘山東學子的煙臺聯合中學冤案，王鼎鈞的弟妹也被捲入。他說，國民黨政府藉二二八事件懾服本省人，以煙臺聯中案震懾外省人，用這兩大案「殺開一條血路」。

他也揭露親身經歷的白色恐怖、特務侵擾，包括當年被誣為匪諜的李荊蓀案（新聞工作者）、崔小萍案（廣播人）的始末；他直指，台灣的五○年代是「恐怖十年」。

孔子克難記 招來特務文武行

當時王鼎鈞在中廣工作，每周得寫一篇廣播稿鼓吹當局正推行的「克難運動」。有天寫了篇「孔子克難記」，說孔子提倡克難，要大家吃青菜、喝白開水，顏淵照做，結果營養不良病死了；夫子倒是吃飯講席位、講求菜色刀法調味，活到七十多歲。

王鼎鈞說，保安司令部（警備司令部前身）馬上派人來，指他的孔子克難記破壞國軍克難運動，以「文武行」伺候，要他交代「寫作動機」。

王鼎鈞回憶，特務還盯上他另一篇文章，是他根據詩經「汝墳」篇一句話「魴魚赬尾」而寫，指魴魚發怒時尾巴變成紅色，魚也有憤怒之時，必是忍無可忍了，可能發生不可測行動。王鼎鈞藉題發揮說：「不可欺人太甚。」

結果保安官員拿此文當罪狀，惡狠狠訓斥王鼎鈞：「魚代表老百姓，紅色代表共產黨，你分明鼓吹農民暴動。」

我打著燈籠 一路照亮恐怖史

王鼎鈞如今回憶，當時的白色恐怖，「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那段經歷，讓他點滴在心頭。

一九七八年，王鼎鈞全家移民美國，揮別台灣，當時他已五十一歲。他說此去是「盡棄所能、所知、所學，就如同『撒手西歸』。」那麼，為何要告別台灣？王鼎鈞直言，在台灣，「業有專精，但拙於應世」，白色恐怖記憶及氛圍，讓他深感「幾乎無處安身立命」，加上考量子女教育，因此決心西渡。

王鼎鈞寫回憶錄寫自己，也寫當年歷史。王鼎鈞說，台灣的事難寫，尤其五○至七○年代，「要有不計毀譽的精神」；「我是個引子，一個報告者，我打一個燈籠，照明一個範圍，走到那，照到那。」

不適合搭機 健康阻絕返鄉路

定居紐約之後，王鼎鈞有次搭飛機南下佛羅里達，在飛機上心肺出了狀況，經醫生囑咐，此後不再搭飛機，也阻斷了他返台之路。

長於大陸，成名在台灣，老來落腳西邦。自一九四九年，廿四歲的王鼎鈞隨軍隊撤台後，至今未返大陸。「鄉愁成了一個符號，用它來寄託很多東西。」

當年為孩子教育移民，如今三個子女風揚、詩雅、又揚，各有所成，王鼎鈞深感欣慰。只是年紀大了，「近來夜裡睡不好」，索性披衣讀書。他說，近來重看一些好譯本，以前讀的譯本不夠精緻，「我現在是溫故，能不能知新，就說不上了。」

 





王鼎鈞先生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