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間與空間交錯下，「活著」是一項沒有起點與終點的進行式。

多災多難的中國，從清末即開始一連串革命運動，革命方向包羅萬象，但許多人天真的可以認為只要推翻滿清即可拯救中國，然而推翻滿清之後隨之而來的課題是如何建設中國。從舊體制下解脫的中國已逐漸失序，需要一種特效藥來解毒。1920年代，中國的政治在共和制與君主制之間擺盪；軍閥們對權欲薰心，而在民國十七年，蔣中正親率軍隊誓師的北伐，並以完成統一中國為目標的。然而在以孫中山為主體的國民黨，卻無法提出一個具體的改革方針；就連自許為中國未來之導師的胡適，也認為目前還無法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案來解救中國。中國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思想改革浪潮，從蘇俄的十月革命運動裡，發現了以共產革命為本體的運動改革似乎能提供中國一個全面性的進步。 於是乎共產主義已逐漸取代了胡適。

在1930年代，許多人就像主角—富貴一樣，靠著家裡的祖產，能供應他揮霍，雖然他也娶妻生子，但是天天買醉賭博似乎是紈褲子弟的標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在整個華北地區，不論在日軍之佔領區或國民黨軍隊所擁之孤立區域，共產黨一直不斷地在進行階級劃分，以農民為主的階級鬥爭，並透過群眾運動和自我批判來鼓勵農民去打破傳統權威模式等複雜的社會過程。

40年代中國政陷入內憂外患的戰亂裡，主角富貴在準備過新生活的同時，有一天竟不經意的被抓去的當國民黨的民兵。從影片拍攝來看，導演在處理這一段故事時，將國民黨的形象刻畫出似乎是蠻橫霸道的一方，富貴的技能—皮影戲似乎是一種累贅，與人隨時因皮影戲而亡的恐懼。不過是一場戰爭，富貴或者說是全中國人的命運似乎詭譎不定。而對於權利慾望的追求者，將戰火延燒到百姓的生活裡。在某一場戰役中，富貴對春生語氣堅定地說：「我一定活著回去！」而富貴如影隨形的皮影戲戲箱正好代表著對未來的希望

自1949年毛澤東取得了政權後，旋即發表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並成立一個以工農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意味著中國人的選擇非社會主義即帝國主義。甫自共產黨退役的富貴視一張民兵證明書為圭臬，表示心與黨一起，與國家一起。在五反運動中，富貴幸運的躲過了被批鬥；先前買下富貴祖產的龍二其下場是被處死，房子也被燒，長達三天三夜之久。在大躍進的運動中，家家戶戶捐出家中所有的鐵，以供煉鐵使用。但是日夜不停地煉鐵所得到的辛勞卻讓富貴失去了兒子。在富貴背著有慶上學的那一段路程裡，富貴告訴有慶：「雞長大了變成了羊，羊長大了變成了牛，牛長大了就變成了…共產主義」。在這個時代的洪流裡，生命變的不太重要，縱使失去了摯愛的親人，富貴與家珍依然堅信著只要活著就還有機會。

對於這樣的情景，在余秋雨的《千年一嘆》一書中有深刻的描寫：
…大家花費了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窮為號召，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了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與最惡劃上等號。結果，既要革命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只好堵住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別，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因為不存在富裕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比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像著一個朦朧的遠景…

在那個世代裡，在革命與不革命之間，人民依舊是被「運動」玩弄的一群。富貴與家珍的故事，也不過是距離上個世紀前才五十年的光景，而富貴與家珍期望的「過好日子」在五十年後的今日，在中國大陸各地或多或少的被實現了。正如主角的名字—徐富貴，這是上個世紀的人最欠缺也是最期盼的事情—富貴。富貴這一個紈褲子弟的鮮明角色，以及後來的奮發向上，他的生命意義歸結到最後，就是活著。也許他並沒有祟高的生涯規劃，也沒有多麼偉大的愛國情操，但存在他心目中的「富裕遠景」卻又若有似無地浮現於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