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預算多少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施政方向，如果這樣的假設前提可以成立，那麼，台灣政府部門到目前為止對於外交的重視程度似乎不夠積極。

以2004年的國家預算來看，可能因襲過去施政習慣，外交部主管的歲出預算僅列269億113萬9千元台幣，佔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1.8，僅及國防與財政等部門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甚至遠遠不及退撫會的1,389億910萬1千元台幣（佔總預算的百分之8.7，這個數字高於內政、教育、經濟、交通和環保等主管單位的歲出）。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外交部門的支出過低呢？主要原因當然跟台灣的國際政治地位，以及中國政府在國際間不斷打壓台灣和武力威脅台灣有關。

談論這個問題，難免又要探討台灣今天外交處境艱困的源頭，也就是說，自從1949年以來被蔣介石軍隊套上中華民國體制後，台灣的國際處境就一直處在「自言自語」的地位；這種說法，目前仍有許多迷信中華民國國號的本國人士和國際人士難以接受，那是因為長年受到蔣介石教材和混淆視聽的國際宣傳影響，以致迷信一套和國際體系全然不能接軌的國家觀，國際人士則以為這樣的國家觀是「中國特產」。

就國際歷史事實來看，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軍隊在1949年因為沒有能力和中國共產黨在孫文所建立的中華民國體制下依照孫文理想中的民主方式進行協商，以致打完對日戰爭後，又將中國帶入內戰，形成兩軍對壘局面，直到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把中國國民黨軍隊完全趕出中國，才終止戰局；如果歷史的發展是毛澤東沿用中華民國體制，也許當年的蔣介石就必須面對現實，而無法在侵略台灣後，還號稱依然是正統中國唯一代表且中華民國永久不死，甚至妄想保存已經失去的領土和主權，但是，毛澤東很快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取代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一前一後的「中國」的共同特色是：全是一黨專政，且黨政不分，不論高標哪一種口號和主義，他們的政權特色都是獨裁寡頭的以黨領政帝國政治（這個說法是借用澳裔美籍學者譚若思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帝國而來）！

如果蔣介石是一個「願打服輸」的君子，當年理應承認失敗，甚至不應該以恐怖政治手法在台灣進行種族屠殺，但是，顯然，戰爭失敗後的蔣介石並沒有記取在中國不得人心的教訓，所以，儘管偽稱了各種冠冕堂皇理由或假造條約（根據沈建徳的查證，開羅宣言只是新聞稿，並沒有任何國家元首的親筆簽名，而彭明敏與黃昭堂也證實了即使開羅宣言是正式文件，也只是日本正式放棄台灣之前的一則國家間承諾，不具國際條約的合法約束力；另外，李筱峰舉證了中華民國建國地圖不包括台灣的事實），來到台灣後，居然繼續一貫完全不符合國際法的霸道手段，宣稱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還自稱中華民國是唯一正統中國，但是另一方面卻屢次在黨內開會期間告訴他的黨員「中國已經滅亡」，並一再公開告訴人民「台灣是反共復國基地」，這些話不但有白紙黑字存證，而且只要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民一定不會陌生，所以，今天還堅稱中國存在台灣的人，可能得問問自己：到底「滅亡」和「復國」的中文解釋該怎麼說？既然那個蔣介石心目中的中國已經滅亡，今天還堅持主張不能廢止中華民國國號，或者不准台灣人民藉由公投重新向世界體系主張自己選擇國號和確認本國憲法、領土和主權範圍等權力和義務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由於爭搶中國國號，台灣一直被國際體系誤以為是一個不自量力的小國或僅僅是中國政府口中的頑劣叛離組織，即使已經脫離蔣家王朝的獨裁專制統治，甚至已經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都還難以解釋清楚台灣的真實情況，為什麼？只能怪中國阻難嗎？如果台灣不止是一個事實獨立國家，更是一個符合國際規範的法理獨立國家，中國政府再如何粗暴，國際體系真得拿它沒輒嗎？

今天，是台灣自己本身自設困境，才給中國政府更多的打壓口實，在這樣的時刻裡，除了國內必須繼續維持自由民主和繁榮安康外，也應該不斷以實質外交告訴世界各國：今天的台灣，再也不是當年被蔣介石強佔而難以自立自強的「殖民地」，而是一個頂著已經滅亡的國家國號和不合適的憲政體制卻可以發展出令人不敢小覷的經濟和民主成就的小國家，這個小國家看來不正常，是因為當年被蔣介石軍隊強迫灌輸違背國際慣例的國族觀才留下爭議，不是出於自願，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必須透過公投和制憲過程解決憲法和國號爭議的原因，絕不是暴力獨裁的中國政府所宣稱的「叛亂行為」，更與那個口口聲聲自稱是台灣的「祖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任何瓜葛！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願意和平對待台灣，以台灣人民和政府關心人權、民主和世界和平的程度，當然也會樂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甚至願意與那個國家交換民主經驗，但是，這樣的想法，不能只是一廂情願，這一點，世界各國應該要看分明，因為以武力威脅他國的是中國政府，不是台灣，相反的，實踐民主的國家是台灣，不是中國！

值得密切觀察的是，經濟開放後的中國政府積極透過經貿往來優勢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長任理事國的大國強勢（雖然虛有其表），在國際體系裡繼續擴展侵犯台灣的野心，如果台灣不能透過更頻繁的政府外交和民間交流讓世界各國理解台灣從1990年代以來就始終堅持自由經濟、民主政治與和平人權等重要信念與目標，可能國際處境會越來越艱困。

可是，想要大力發展外交，以目前的外交部設置規模和經費，似乎有點勉強，先不談經費，以外交部目前的組織來看，大致就外交區域分設歐洲司、北美司、中南美司、非洲司、亞西司、亞東太平洋司，和一個額外專門處理台美問題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這些司之下分設科別，每一科底下都要處理最少二至三個國家，最多達將近二十個國家的外交事務，如果人員眾多也就罷，可是，如果十幾個國家的外交事務，卻只有一、兩位科員負責，恐怕光是研究國情、尋找資料和聯繫工作就已經做不完了，更遑論進一步的拓展外交或主動出擊工作？而且以當前外交部相當強調與其他部會以及民間非政府組織合作，齊頭並進拓展外交的靈活運作方式估量，如果不增加外交新銳，深入分析各國國情並整合更實際的國際交流平台，恐怕只能任由中國政府以官方外交關係不斷阻擋出路。

在上述前提下，再回頭看看外交預算的比例，幾乎只佔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如何因應台灣必須越來越認真思考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世界上的國家總數至少有一百九十幾個，也就是說，如果台灣的外交路線以民主、人權與和平為主軸，就算中國政府再如何霸道，也不可能封殺所有國家與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也就是說，台灣得更努力拓展外交。

另外，台灣因為受限於過去政治背景，一向特別突顯中國的存在問題，這樣的做法本無可厚非，畢竟，中國政府的確是一個讓台灣人頗頭痛的政府，而台灣人當中也的確還有一些人喜歡或熟悉中國勝過台灣，這是不能不面對的國內現實，所以設置一個專職機構主掌中國事務不過是因應現實考量；但是，不可否認，因為一直以來過度強調中國且過度介紹中國，使得不少台灣人民認定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甚至重要性還高於美國、日本和許多值得學習的歐美國家，或我們鄰近應該多多認識和交往的亞洲國家；這樣的偏頗國際觀，造成國內許多不同領域以不切實際的態度偏重中國，甚至因而嚴重輕忽台灣本國利益，至於其他國家，更在資訊嚴重缺乏和幾乎沒有任何交往機會的情況下，似乎更顯得「不重要」了！這是一個造成我們在討論國內問題時經常會陷入不必要爭議的致命源頭，由於資訊過度集中在中國這個國家，台灣人民理所當然「相當認識」中國，對於自己國家或其他國家興趣不大或知識不足，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基於國家正常化考量，不能不建議嚴肅考慮大陸委員會的位階問題，也就是，似乎應該重新思考外交部裡各個司與科別的人員與資源配置，並將大陸委員會適時納入外交部的組織圖，不論是獨設中國司，或在亞東太平洋司底下設置中國科，都比獨立一個大陸委員會來得實在，而且會更符合國家未來發展需求，否則，以2004年國家預算為例，陸委會年度預算達65億858萬8千元台幣，而一個必須處理一百九十幾個國家外交事務的外交部卻只有269億113萬9千元台幣，雖然實質反應出台灣今天的國際政治視野和侷限，卻也實質反映出台灣商人大量前往中國經商和台灣人民大量前往中國觀光的來龍去脈：這是必然的因果關係，不是嗎？換句話說，是一直以來的中華民國政府長期以超大量的資訊和決策主導了這樣的潮流啊！所以，如果希望台灣一般人民和商人更具國際觀，並逐漸認識更多不同國家，那麼，作為官方交流主要通道的外交政策就得調整，而陸委會的角色也必須逐漸回歸到適當的位置，否則，台商資金流向「祖國」（中華民國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這是一個旋繞奇怪邏輯的文字遊戲）的情形還會繼續存在，中國就更有機會挾台商以令台灣政府與人民，即使台灣政府有心和中國政府對等談判，也會有掣肘或籌碼不足的顧慮。

我們只要反思中國的對外政策就好了，中國政府可能像台灣重視他們國家般，將過多資源集中來討論或考慮台灣嗎？當然不會，它只要放著大量不必要的致命飛彈並以媒體不斷威脅恫嚇台灣就可以「威力十足」了，因為它還有太多邦交國，還有忙不完的外交事務！面對這樣一個不斷走向世界的中國政府，台灣除了謹慎因應外，似乎不能不加快腳步以更宏觀、更多元也更實際的外交政策引領各個不同政府部門和民間力量走向世界，一方面是讓世界各國更加認識真實的台灣，並增強台灣和世界體系的互動關係，另方面，也是自保的必要政策，因為廣結善緣和增長各領域的國際友誼，自然而然會得到更多認同或支持，以台灣今天這麼艱困的國際政治地位如果不主動積極走入國際爭取各種合作機會且盡最大能力濟弱扶傾，可能連曝光機會，都會被壓迫啊！所以，怎能不仔細思量外交方向、預算和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