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傳統上相當重視審判的公平性，事實認定者應當盡可能保持中立性、獨立性。 學者Jack B. Weinstein等人合著的《證據法》一書中，證明負擔該章節之始，就先論及法官中立性的問題。法律當中已經設定不少機制是偏向一造當事人如推定，這都有其各別的政策考量。除此之外，法官彙整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處理當事人進行辯論的順序，主持陪審團的篩選等職責之時，必須避免個人的喜好、無法律依據不得偏袒特定一方當事人。 大多數的法官是相當謹慎公正的，沒有必要絕不主動介入，以使對抗式訴訟得以順利開展。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法官相信對抗式最能準確且公正地獲致結果，以及在有陪審團審判的案件裡，法官自認對於案件細節欠缺認識，貿然介入過於危險，可能會造成陪審團與當事人的誤解。
除了Weinstein等人的看法外，美國上訴法官Learned Hand曾經相當嚴肅的指出法官與檢察官的界線不容模糊：「法官表現出檢察官的熱忱，尤其是在刑事審判裡，違反了法院過去一再強調的中立超然性。即使對該熱忱容忍，法官絕不可成為一造當事人；絕不可以跳入戰場；絕不可以自身狂熱地誘導陪審團加入對被告的咆哮。追訴與審判是司法中兩種截然不同的職務；這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 在美國，法官若背離中立性，可能或已經產生偏見時，即屬侵害被告受憲法修正條文第14條正當程序保障的權利，此足以使被告的有罪判決無效。 基於此種中立性、超然性的要求，英、美的法官於審判中，雖然有權力傳喚、詢問證人， 但其通常不主動為之。換言之，法院不會介入當事人的提出證據程序，自然不可能為兩造當事人分擔任何證明負擔。